他心中没有复仇的快意，只有一种冰冷、被命运嘲弄的悲哀。
他知道，这道判决，也重重砸在了那个偏院里、他生母本就卑微的命运上。
他，陈朝阳，是穿越者。
1942年那个羸弱的少年躯体里，早已换成了另一个灵魂。
他继承了原身的记忆，包括对生母那份深埋心底的孺慕，但他更是全新的革命者。
他比谁都清楚，在1949年的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若与“家庭”有丝毫公开瓜葛，会带来何等毁灭性的后果。
他不能相认，甚至不能流露一丝关切。
相认，是政治自杀，更是将生母推向更深的火坑——她会立刻从“可以改造的旧社会受害者”，变成“妄图腐蚀革命干部的反革命家属”。
新婚姻法颁布，提倡妇女解放。
理论上，作为“妾”的王翠莲可以要求脱离陈家。
但陈朝阳的心沉得更深。他太了解这个时代的底层了。
一个年近五十、目不识丁、没有任何独立生存技能、顶着“剥削阶级家属”沉重帽子的女人，脱离那个虽已败落但至少能提供片瓦遮身的陈家偏院后，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是更露骨的歧视，是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甚至可能被某些急于表现的人当作“反面典型”无情打压。
口号里的“解放”，对她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彻底的孤立无援和悲惨境地。
强行“解放”，未必是福。
因此，他选择了沉默的关照。
也是基于他对于陈氏最后的保护。
他私下找到县妇女主任王秀琴，一个为数不多知道他和王翠莲关系的人。
陈朝阳依旧记得一年前他的叮嘱：“王氏是旧社会的受害者，本身并无恶行。现在陈家败落，她生活肯定艰难。
妇女工作要落到实处，对于这类真正需要帮助的旧式妇女，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请你在生活上给予适当关照。
比如，分配缝补浆洗的活计时，可以优先考虑她，工钱要公道。如果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