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镇守北京门户。”有人反对：“戚继光只是个武将，怎能担此重任？”张居正说：“能不能担责，看能力，不看出身。”果然，戚继光到蓟镇后，修长城，练边军，蒙古人再也不敢轻易南下。
但张居正也并非完人。他深知官场险恶，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也会用些“手段”。有个叫刘台的御史，总弹劾他“专权”，张居正没直接报复，只是在刘台考核时，给了个“不称职”，把他调到地方当知县。有人说他“心胸狭隘”，他却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若事事讲宽容，改革寸步难行。我不是要整人，是要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
隆庆五年（1571年），高拱成为首辅，张居正任次辅。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高拱性格急躁，想“大刀阔斧”，张居正主张“循序渐进”。有次讨论是否废除“一条鞭法”（嘉靖朝开始试行的赋税制度），高拱说“此法扰民，当废”，张居正说“此法虽有不足，却能防止官吏盘剥，当改不当废”。两人争执不下，最后隆庆帝拍板：“按张居正说的办，先改后行。”这让高拱心里很不舒服，私下对人说：“太岳这是要抢我的权。”
但即便如此，两人在大是大非上仍能保持一致。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帝病重，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殿托孤。看着病榻上奄奄一息的皇帝，听着“辅佐幼主”的嘱托，两人对视一眼，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一起跪下磕头：“臣等必不负陛下所托。”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隆庆帝驾崩，十岁的万历帝朱翊钧继位。临终前，他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
此时的张居正，心里清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高拱虽为首辅，却因性格刚愎，得罪了太监冯保（万历帝的“大伴”），而冯保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场围绕“谁主导朝政”的官斗，已拉开序幕。
但张居正并没有急于出手，他像一个耐心的猎手，等待最佳时机。他依旧每天准时到内阁，处理政务，批改奏折，。有次儿子张嗣修问他：“父亲，您现在是次辅，将来能当首辅吗？”张居正摸着儿子的头说：“当不当首辅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做成事。若能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就算当次辅，也无所谓。”
隆庆朝虽然只有短短六年，却像一道桥梁，连接了嘉靖的腐朽与万历的革新。而张居正，便是这道桥梁上最重要的“承重柱”。他在这六年里积累的经验、人脉和威望，都为后来的“万历新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终于走到了舞台中央。但回望隆庆朝的岁月，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锋芒毕露”，都始于“潜龙在渊”的隐忍；所有的“力挽狂澜”，都源于“脚踏实地”的积累。张居正用六年的内阁生涯证明：真正的政治家，不仅要有改变世界的野心，更要有改变世界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