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将残部救出。此役，英军被打死打伤数十人（英方记载“死亡5人，受伤23人”，中方记载“歼敌百余”），被缴获火炮2门、刀枪数百件。
次日，广州附近数万乡勇包围了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义律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保纯竟亲赴现场，用“朝廷已议和”为由，强令乡勇解散。村民们怒斥：“官帮夷人，天理何在！”但终究不敢违抗官府，抗英队伍被迫散去。三元里抗英虽未改变战局，却留下了“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的民谣，彰显了中国民众“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
《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军退回香港，但英国政府对“战果”仍不满意。1841年8月，璞鼎查抵达澳门，取代义律成为全权代表，带来了更庞大的舰队（新增战舰10艘、士兵2000人）。他的任务明确：“攻占厦门、定海、宁波，直逼长江，迫使清政府签订更苛刻的条约。”
厦门之战是璞鼎查北犯的第一站。1841年8月26日，英军进攻厦门鼓浪屿。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此时暂守厦门）率士兵抵抗，“亲自开炮，击沉英舰一艘”，但清军炮台“炮位固定，无法转向”，很快被英军摧毁。总兵江继芸战死，陈化成突围退守同安，厦门陷落。英军在厦门“劫掠府库，焚烧民居”，将鼓浪屿作为新的据点。
1841年10月1日，英军再次进攻定海（1840年曾被占领，后因疾病撤退）。守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5000清军死守。葛云飞“身先士卒，手刃数夷”，胸部中弹仍高呼“杀敌”；王锡朋在激战中“臂断仍持大刀砍杀”；郑国鸿坚守竹山门，直至弹药耗尽战死。三总兵同日殉国，定海再次失陷。这场战役持续六天，清军“无一人投降”，英军也付出“死亡39人、受伤130人”的代价（《英军战报》），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抵抗最激烈的战役之一。
镇海与宁波的溃败则暴露了清军的无能。1841年10月10日，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主战派）登城督战，亲自点燃火炮。但总兵谢朝恩战死，提督余步云临阵脱逃，清军溃散。裕谦见城破，投水自尽，留下绝命诗：“城亡与亡，臣节如斯。”（《裕谦年谱》）十日之后，英军占领宁波，“掠走库银12万两，丝绸、粮食无数”，甚至在宁波府衙贴出告示：“愿为英王服役者，免罪赏钱。”
我军？”（《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这种认知的滞后，使其始终无法制定有效的战术。
战争带来的苦难，最终落在平民身上。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厦门被掠走商船300余艘，定海百姓“十室九空”，宁波“妇女投河自尽者数百人”。《申报》（追溯记载）描述：“沿海村落，炊烟断绝，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但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民族。除三元里外，厦门民众组织“小刀会”，袭扰英军据点；宁波渔民驾小船夜袭英舰，“以火罐烧毁英舰帆布”；甚至江浙一带的“盐枭”（私盐贩子）也加入抗英，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打击英军。这些自发的抗争虽规模有限，却表明：当朝廷无力保护百姓时，民众会用自己的方式扞卫家园。
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反思。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痛斥“清军腐朽，不抵百姓一怒”，呼吁“合民心以固边圉”；姚莹（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