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内忧外患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清廷颁布《垂帘听政章程》，明确“各省奏折，均先呈两宫披览，再发军机大臣拟旨，然后请旨钤印”（《筹办夷务始末》），将太后的权力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奕欣被授予“议政王”头衔，食亲王双俸，其长女被接入宫中抚养，赐称“荣寿固伦公主”，以示恩宠。
这种“太后主政、亲王辅弼”的格局，在初期展现出协同效应。奕欣主导的洋务运动得以启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获得更多粮饷支持，朝廷与地方的配合较咸丰时期显着改善。正如学者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所言：“同治初年之政局，实乃晚清少有的稳定期，垂帘与议政王的配合，功不可没。”
然而，权力的平衡始终脆弱。随着载淳日渐长大，慈禧对奕欣的猜忌渐生，慈安的存在也成为她独揽大权的阻碍。“同治”的和谐表象下，新的权力博弈正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