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也私下对人说"这帮举子，倒比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还有血性"。
更重要的是，公车上书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头，激起层层涟漪。上海的《时务报》全文刊载了万言书，每期销量从三千份暴涨到一万五千份；长沙的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主讲的"民权论"座无虚席；广州的万木草堂，前来求学的青年挤破了门槛。原本只在朝堂上讨论的"变法"二字，从此走进了街头巷尾，成了士农工商都能议论的话题。
五月的一天，康有为在南海会馆整理上书签名簿，梁启超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新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先生你看，上海的书局把我们的上书印成了小册子，一版就印了五万册，连海外的华侨都托人来买。"
康有为翻开小册子，首页印着那一千三百余名举子的名字，密密麻麻如星斗罗列。他忽然笑了："虽未达天听，却已入人心。这就像播撒种子，撒下去，总会发芽的。"
多年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回忆起公车上书："盖全国人心，初动于此也。"正是这场看似失败的请愿，为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埋下了火种，"变法图强"四个字，就像一支火炬，在风雨飘摇的国度里，照亮了无数仁人志士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