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与杨氏带着孩子们，踏上了前往成都的路途。他们沿着嘉陵江而下，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江渡河，历经艰险。途中，杜甫写下《发秦州》《木皮岭》等组诗，记录下逃难的艰辛，其中“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等句，道尽了旅途的困苦。而杨氏始终陪伴在杜甫身边，帮他照顾孩子，整理行囊，每当杜甫因疲惫而沮丧时，她总会轻声安慰：“再坚持一下，成都就快到了。”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天，杜甫与杨氏终于抵达成都。在友人严武的帮助下，他们在成都城西的浣花溪畔，建起了一座简陋的草堂，这便是后世闻名的“杜甫草堂”。
草堂的日子，是杜甫与杨氏一生中最平和、最温馨的时光。虽仍清贫，却远离了战火，有了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杨氏将草堂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在院子里种上蔬菜、瓜果，在门前的浣花溪边洗衣、淘米；杜甫则在草堂的书房里读书、写诗，偶尔与友人聚会。
清晨，杨氏会早早起床，为杜甫准备简单的早餐，然后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种菜；傍晚，杜甫会牵着杨氏的手，在浣花溪边散步，看着夕阳洒在江面上，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杜甫在《江村》中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老妻画纸为棋局”一句，生动地描绘出杨氏与杜甫在草堂中的生活场景——没有昂贵的棋盘，杨氏便在纸上画棋盘；没有精致的钓钩，孩子们便用针敲弯了做钓钩。这份贫贱中的乐趣，是乱世中最珍贵的温情。
可是好景不长，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严武奉调离开成都，杜甫失去了友人的接济，草堂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同年，唐玄宗、唐肃宗先后病逝，唐代宗即位，安史之乱虽已接近尾声，却又爆发了徐知道之乱，成都陷入混乱。杜甫与杨氏不得不再次带着孩子们逃离草堂，前往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避难。
离开草堂的那天，杨氏看着自己亲手打理的院子，看着杜甫精心栽种的花木，眼中满是不舍。杜甫牵着她的手，轻声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杨氏点点头，擦干眼泪，再次拿起行囊，跟着杜甫踏上了逃难之路。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再次出任剑南节度使，回到成都。杜甫与杨氏得知消息后，便又回到了成都草堂。严武对杜甫十分赏识，推荐他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便是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的由来。
可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严武病逝。严武的去世，不仅让杜甫失去了仕途上的依靠，也让他失去了生活上的接济。成都的局势再次变得动荡，杜甫与杨氏不得不再次离开成都，前往夔州（今重庆奉节）。
此时的杜甫，已年过半百（53岁），身体因常年漂泊而变得十分虚弱，患上了肺病、风湿病等多种疾病。杨氏便成了他的“贴身医官”，每日为他煎药、按摩，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夔州的冬天十分寒冷，杨氏怕杜甫着凉，便将自己的棉衣拆了，重新絮上棉花，给杜甫做了一件更厚的棉衣；杜甫咳嗽不止，她便每天清晨去山上采些草药，熬成汤药给杜甫喝。
杜甫在《登高》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