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的逆耳忠言。
伯嚭见伍子胥屡次针对自己，心中恨意渐生，开始策划除掉这个眼中钉。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夫差决定举全国之力伐齐，伍子胥再次强烈反对，认为“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之患，伐齐不过是争夺虚名，若越国趁虚而入，吴国危矣”。夫差对伍子胥的反对极为不满，伯嚭则趁机在一旁煽风点火，诬陷伍子胥“因与齐国有私交，故意阻挠伐齐大计，若吴军北上，他恐会暗中勾结齐国，危害吴国”。
为了陷害伍子胥，伯嚭还设计了一个毒计——他对夫差说：“伍子胥心怀不满，不如派他出使齐国，若他真有二心，必在齐国有所动作。”夫差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深知此行凶险，也明白夫差已对自己彻底不信任，为了保全家族，他在出使前将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此事很快被伯嚭的眼线得知，他立刻添油加醋地禀报夫差，声称“伍子胥果然与齐国勾结，竟将儿子送往齐国，其谋反之心昭然若揭”。
夫差听闻后勃然大怒，认为伍子胥真的背叛了自己。当伍子胥从齐国返回后，夫差当即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宝剑，命他自尽。伍子胥接过宝剑，仰天长叹：“我辅佐先王阖闾成就霸业，又助你夫差继位，如今你却听信奸人谗言，赐我一死！我死之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悬挂在吴都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攻入吴国！”说罢，便拔剑自刎。
伍子胥的死，是吴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国之柱石倒下，伯嚭彻底掌控了吴国朝政，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收受越国贿赂，故意隐瞒越国备战的消息。而夫差则在伯嚭的奉承与西施的美色中愈发昏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上伐齐的战争中，吴国的国力在连年征战中逐渐消耗殆尽。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越国经过十年的积累，国力已远超吴国。此时的吴国因多次北上伐齐、伐晋，将士疲惫，国库空虚，且夫差刚在艾陵之战（公元前484年）击败齐国后，又在黄池之会（公元前482年）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国内防御极为空虚。勾践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亲率越军主力，大举伐吴。
战前，勾践再次派人给伯嚭送去重金，让他“在夫差面前隐瞒越军动向，拖延吴军备战时间”。伯嚭收了钱财，果然对越国的军事行动视而不见，甚至在夫差询问“越国是否有异动”时，还谎称“越国不过是例行操练，大王不必多虑”。直到越军渡过钱塘江，逼近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夫差才得知消息，仓促率军南下迎战。
两军在笠泽（今江苏吴淞江）隔江对峙。勾践采用范蠡的计策，将越军分为三路，趁夜擂鼓佯攻，制造全线出击的假象。夫差误以为越军要三面夹击，急忙将吴军主力分兵抵御。就在吴军兵力分散之际，勾践亲率中军精锐，趁夜色从吴军两路之间的薄弱地带强渡笠泽，直插吴军大营。吴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越军趁机发起猛攻，吴军大败，死伤惨重。
笠泽之战后，吴国主力尽失，从此一蹶不振。夫差被迫退守姑苏城，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考虑到吴国仍有一定实力，一时难以攻克姑苏，便暂时答应了求和，撤军回国。可此时的吴国，早已不是越国的对手——伯嚭依旧在朝堂上作威作福，收受越国贿赂，对吴国的危局毫无对策；夫差则沉浸在战败的沮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