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二年，六月初，汴梁皇城，文德殿。
盛夏的暑气被厚重的殿墙隔绝在外，殿内却弥漫着另一种无形的闷热——权力交替与政治博弈的焦灼。
一场关乎中枢人事变动的朝会刚刚结束。
皇帝赵桓端坐龙椅，面色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但眼神中多了一丝决断后的疲惫与释然。
丹墀之下，百官肃立，神色各异，目光复杂地聚焦于重新立于文官班那道清瘦却挺拔的身影——秦王陈太初。
诏书的内容言简意赅：因原参知政事秦桧革职查办，其职空缺，特晋秦王陈太初为参知政事，加同平章事，辅佐相何栗，共理朝政。
没有恢弘的排场，没有隆重的庆典，甚至没有太多惊讶。
一切仿佛顺理成章，却又透着难以言喻的微妙。
唯有熟知近年朝局变迁的老臣，心中才不免泛起波澜与唏嘘。
曾几何时，陈太初权倾朝野，身兼平章政事（相）与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可谓出将入相，权柄赫赫。
然一朝失势，远遁海外，归来时仅得一工部尚书虚衔。
如今，虽重返中枢，却只是“参知政事”
，位在相何栗之下，需从头积累资历与影响力。
大宋的官场，起起落落，便是如此现实。
陈太初面容平静，无喜无悲，依礼谢恩。
他早已过了计较名位的阶段。
参知政事虽非顶峰，却恰是推行新政的绝佳位置——既有参与决策之权，又不至于过于显眼成为众矢之的，更能具体落实诸多细节。
他要的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推行《四海论》、奠定新制基石的舞台。
这副相之位，恰是“而今迈步从头越”
的最佳。
接下来的日子，陈太初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新政的筹划。
秦王府的书房，成了他真正的“战场”
。
白日入政事堂议事，夜晚便埋于如山卷宗之中。
案头铺满了各地呈报的户籍、田亩、税赋、军备数据，以及他亲手绘制的各种制度架构图、权力流程图。
烛光常常亮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他消瘦得愈厉害，官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眼窝深陷，唯有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隼，燃烧着近乎殉道者的炽热光芒。
君主立宪，四字说来轻松，实则千头万绪。
如何限制君权而不使其反弹？如何保障民权而不致混乱？如何理清中央与地方权责？如何确保军队国家化？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既要触动根本，又需把握分寸，避免激化矛盾，引动荡。
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缜密的制度设计以及……难以想象的耐心与精力。
老管家陈安，如今已是府中总管，看着主人日渐憔悴，心中焦急万分。
他深知劝不动王爷休息，便只能想方设法在细节上体贴。
夜深时，他会默默端上一碗温热的参汤或清淡的夜宵；在陈太初揉着眉心短暂歇息时，他会凑上前，絮絮叨叨地说些汴梁城中的趣闻轶事，试图分散主人的心神。
“王爷，您听说了吗？城东张记绸缎庄的老板，前儿个得了个大胖孙子，高兴得在店门口撒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