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之战前，颜良早已在河北战场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颜良的军事生涯起点，应与袁绍的崛起同步。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袁绍因反对董卓废立皇帝而逃离洛阳，随后在渤海郡起兵，揭开了讨伐董卓的序幕。
此时的颜良，很可能已追随袁绍左右，成为其早期军事班底的核心成员。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以反客为主之计夺取冀州，颜良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参与了关键行动。
冀州作为河北的核心区域，其富庶程度与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袁绍能顺利夺取冀州，离不开麾下将领的武力支持，颜良作为顶级猛将，在此期间的作用不言而喻。
此后，袁绍与公孙瓒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河北争霸战，这场战争成为颜良军事才能的试金石。
公孙瓒是当时北方的强大军阀，拥有精锐的“白马义从”骑兵部队，史载“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
这支骑兵部队战斗力极强，曾多次击败匈奴与乌桓的入侵。
面对这样的强敌，颜良作为袁绍军的先锋主将，多次与之正面交锋。
在界桥之战中，公孙瓒的“白马义从”一度压制袁绍军的步兵，但颜良率领精锐部队奋勇反击，最终帮助袁绍军扭转战局。
虽然史书中未详细记载颜良在界桥之战中的具体表现，但从战役结果来看，他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
经过数年苦战，袁绍最终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彻底消灭公孙瓒，统一河北四州，颜良在这一系列战役中屡立战功，其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为袁绍麾下当之无愧的首席先锋。
此时的袁绍集团达到鼎盛，颜良作为其麾下头号猛将，声望与实力都处于巅峰状态。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官渡之战拉开序幕，白马之战作为官渡之战的前哨战，成为颜良军事生涯的终点。
关于白马之战的过程，《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
这段记载清晰地展现了曹操的战术部署与颜良的应对过程。
从“良大惊”可以看出，颜良对曹操的突袭并未做好充分准备，这为后续的战败埋下了伏笔。
《三国志·关羽传》则更侧重于关羽斩杀颜良的细节：“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这段文字既凸显了关羽的勇猛，也从侧面反映出颜良当时作为军团统帅的标志性地位——“麾盖”是高级将领的指挥标志，而“绍诸将莫能当者”则暗示了颜良在袁绍军中的顶尖战力层级。
需要注意的是，正史中并未贬低颜良的武艺或指挥能力，只是客观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