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唯有彻底打破旧框架，才可能重塑权力格局。
这种“唯实力论”的务实态度，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思想基础。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彻底爆发。
何进密召董卓入京，欲借其兵力诛杀宦官，却不料计划泄露，反被宦官所杀。
董卓闻讯后，率大军星夜兼程赶往洛阳，恰逢洛阳城内大乱，宦官被袁绍、袁术等士族子弟屠戮殆尽，皇权陷入真空。
这一历史机遇，让董卓与李儒的组合得以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
董卓入京之初，兵力不过三千，面对洛阳城内盘根错节的势力（如袁绍、袁术等士族武装，以及丁原统领的并州军），并无绝对优势。
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控朝政？这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第一个难题。
李儒给出的答案是：以暴力打破平衡，用“废立皇帝”的方式，彻底重构权力合法性。
废立皇帝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必须师出有名。
李儒首先从“天命”入手，散布“少帝昏弱，不堪为君”的舆论。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入京后，曾以“显阳苑阅兵”为名，召集百官，故意让士兵在宴席上“拔剑斩一人”，威慑众人。
席间，李儒“从容”进言：“少帝即位以来，灾异屡现，黄巾作乱，皆因君德不修。陈留王刘协，聪慧仁厚，有圣主之相，宜承大统，以安社稷。”
这番话看似引经据典，实则是为董卓废立找借口——将王朝的衰败归咎于皇帝“德不配位”，为新的权力秩序铺路。
为了强化“天命转移”的可信度，李儒还利用了当时的谶纬之学。
东汉时期，谶纬（预言吉凶的隐语）盛行，被视为“天命”的体现。
李儒暗中指使术士散布“代汉者，当涂高”“汉室气数已尽，董氏将兴”等谶语，将董卓包装成“应天承运”的新主。
这种舆论造势，虽荒诞不经，却在迷信盛行的时代起到了一定作用，让部分观望者产生了“董卓或为天命所归”的错觉。
舆论铺垫之后，便是雷霆手段。
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正式提出废立之事。
袁绍当场反对：“汉家君天下四百余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公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
董卓怒叱：“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李儒见状，立刻上前厉声呵斥袁绍：“袁本初何敢逆天命！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皆为安社稷，定国家。今太师之举，正合古义，公若不从，必为乱臣贼子！”
一番话既搬出古代贤相的典故，又以“乱臣贼子”相威胁，瞬间压制了反对声音。
袁绍愤而离京，成为关东诸侯讨董的旗帜，但李儒的目的已然达到——通过袁绍的“叛逆”，反衬董卓废立的“正当性”。
随后，李儒亲自操办废立仪式：他逼迫何太后下诏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并宣读“策文”：“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