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如袁绍、曹操），或消极避世（如刘表、刘焉），伏完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既没有公开反对董卓，也拒绝为其效力，而是以“公主染疾，需亲侍汤药”为由，辞去官职，带着家眷回到阳都故里。
这次归隐持续了整整一年。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诸侯组成讨董联盟，天下局势更加动荡。
就在这一年，汉献帝刘协（时年十岁）在长安即位，由王允、吕布辅政。
为巩固皇权，汉献帝下诏征召各地宗室与勋贵入朝，伏完作为阳安长公主的丈夫，被重新起用为执金吾。
执金吾是汉代京城最高治安长官，秩中二千石，掌京师巡察、禁备水火等事，相当于后世的卫戍司令。
这一任命既体现了朝廷对伏氏家族的信任，也将伏完再次推到了政治前台。
更重要的转折发生在兴平二年（195年）。
这一年，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洛阳，途中历经艰险，身边近臣或死或逃。
为稳定人心，也为延续汉室血脉，献帝下诏册封伏完的女儿伏寿为皇后。
伏寿时年十七岁，自幼随父亲在阳都长大，既继承了伏氏的经学素养，又有着皇室宗亲的血脉（其母阳安长公主是献帝的堂姑）。
她的册封，让伏完的身份从“公主之夫”升级为“皇后之父”，成为东汉末年最受瞩目的外戚。
按照东汉惯例，皇后之父通常会被授予大将军或骠骑将军等高职，掌控朝政。
但伏完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主动上书汉献帝，请求辞去执金吾一职，改任闲职中散大夫。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了他的奏言：“今宗社未定，贼臣环伺，臣以外戚居要职，恐招非议，愿避贤路，以安圣躬。”
表面上看，这是伏完的谦逊之举，实则暗藏深意——当时曹操已迎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格局初现，伏完深知曹操雄才大略，且对外戚干政极为警惕，此时若贪恋权位，必然成为曹操的眼中钉。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正式迁都许昌，开始全面掌控朝政。
他自任司空，任命荀彧为尚书令，郭嘉为军师祭酒，朝廷要害部门尽被曹氏集团掌控。
伏完进一步退让，主动将自己的封邑上缴一半，又将家中私兵编入朝廷禁军，以示“无觊觎之心”。
曹操对此颇为满意，表奏献帝封伏完为辅国将军，仪同三司。
但伏完坚辞不受，最终改任屯骑校尉——一个掌管宫廷卫队、有职无权的闲职。
此时的伏完，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策略：以退让求保全，以低调避祸端。
他将家中大部分资产捐赠给朝廷，用于弥补财政亏空；约束子弟不得干预地方政务；甚至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与皇后的父女关系。
有一次，伏寿派人送衣物到伏府，伏完竟将衣物原封不动退回，并上奏献帝：“后妃无私交外家，臣不敢违祖制。”
这种近乎刻板的谨慎，让伏完在曹操专权的初期得以安然无恙，却也埋下了隐患——他的过度退让，让汉献帝失去了外戚势力的支撑，愈发沦为傀儡。
建安五年（200年），一场密谋在许昌宫城悄然展开。
汉献帝用鲜血写就密诏，藏于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