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安贫守道，终成不朽”的事例，表明自己“以学术为乐，以着述为志”的人生追求。
文中“道无贵贱，唯其所存；士无贤愚，唯其所志”一句，既是对门阀制度的隐晦批判，也是束晳对自身人生选择的坚定宣言。这篇文章文辞典雅，说理透彻，不仅展现了束晳深厚的文学功底，更彰显了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张华读到后，对其赞赏有加，感叹道：“此子之才，不亚于扬子云（扬雄），若能得遇明主，必能成大器。”
张华的赏识，成为束晳仕途的转折点。
当时张华担任司空，执掌朝廷的典章制度与文化教育事务，他深知西晋初年学术凋敝，亟需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来重振儒学，于是便向晋武帝举荐束晳，称其“寒素博学，明于典制，可任着作郎之职”。
晋武帝采纳了张华的建议，任命束晳为着作郎，负责编撰国史与整理宫廷藏书。
这一职位虽品级不高，却能接触到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痴迷典籍的束晳而言，无疑是如鱼得水。
在担任着作郎期间，束晳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学术史影响深远的工作——整理“汲冢竹书”。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卫辉）的一个盗墓贼在挖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墓时，发现了一批用战国古文（蝌蚪文）书写的竹简，总数达数十车之多。
这些竹简出土后，因盗墓贼的破坏与长期埋藏于地下，大多残缺不全，文字也难以辨认。
晋武帝得知后，命张华负责整理这批竹简，张华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束晳。
整理汲冢竹书的工作异常艰巨。
首先，竹简上的文字是早已失传的战国古文，当时能辨识这种文字的人寥寥无几；其次，竹简因受潮、虫蛀等原因，很多文字模糊不清，甚至出现断简残编的情况；再者，竹简的顺序被完全打乱，需要根据内容重新编排。
束晳接到任务后，丝毫不敢懈怠，他先从辨识文字入手，对照当时流传的古文典籍，逐字逐句地解读竹简上的文字；
然后根据文字内容，将残缺的竹简进行拼接，将混乱的顺序重新梳理；
最后，再将解读后的内容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下来，编成完整的书籍。
经过数年的努力，束晳最终从汲冢竹书中整理出了数十种古籍，其中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易经》等重要文献。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夏商周到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历史，其中很多内容与《史记》等传世典籍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共和行政为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等记载，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认知，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穆天子传》则记载了周穆王西征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束晳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不仅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更推动了西晋时期的学术研究，他也因此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学的先驱”。
除了文献整理，束晳在儒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他深感当时的儒学研究过于注重章句之学，而忽视了经义的本质，于是便撰写了《五经通论》五卷。
在这部着作中，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