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原主父亲陆续寄回来的钱也根本用不到。
因为用不到，所以也没有去换成东北币。
上次出去回来后，李想国还整理过，家里有差不多近千万的东北币。
还有三百多万软妹币，这要是换算一下，妥妥的又是接近四千万的东北币。
在这个年代的农村，绝对算得上家底殷实。
就这，还没算家里的房子还有三头牛。
原主和他奶奶当时还真想着，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
所以年初，看着价钱合适，外加着本身也得伺候小组的耕牛。
就买了两头母牛加上一头公牛，都是刚成年的。
这样，有公牛能干活，母牛能下崽。
过几年就能有一大群的牛。
而且这两头小母牛也争气，都配种成功了。
生产期倒是不怎么好，估摸着正好赶在过年前后。
不过总归伺候好了，也没太大问题，那样明年就有五头牛了。
那样不管是继续养着，还是养大了卖掉，都是好事。
发展生产，实际上也是这时期有了土地和家畜后，广大农民都有的普遍想法。
谁还不想自家的生活能更好些呢？
可李想国有着后世的记忆。
哪怕没亲身经历，却也多少知道后面的历史。
好日子没几年，就该成立公社了，这些家畜以及田地都要转为公有资产。
在这过程里必然涉及大量的资产，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的行为也就完全不奇怪了。
所以那个时期，很多人都是偷着把耕牛杀掉卖肉，避免被低价公有化。
就像小岗村，加入高级社之前，有耕地一千一百亩，耕牛二十六头。
仅一九五六年冬天，小岗村就死掉了十七头耕牛。
到一九六二年，小岗村的耕地仅剩下一百亩，耕牛仅有一头半。
躺平，人家也是认真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现在的一切社会行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重复的痕迹。
你觉得时髦、创新的，很可能都是大家祖上早就玩腻的东西。
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会有人更着急。
这样的状况对农业生产不利，所以后来出台一些相关文件。
严禁公有化过程中，压低价格购买农民的生产物资，更严禁收缴农民存款。
这才得以遏止杀牛之风。
后边的三年灾害期间，东北也有旱灾。
但是没中原地区严重，少数地区才有绝收的情况。
所以尽管生活不可避免地苦了一些，不过却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至于再后面的文革，东北的农村也没那么严苛。
本身地广人稀，监管自然宽松。
大多数农村也不过应付性地随便开个批斗会，喊喊口号。
完事儿了，群众跟被批斗者坐一起读读语录，有说有笑吃顿大锅饭然后散伙才是常态。
远不是城里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