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s）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反思、批判和探索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
电影节是艺术电影的舞台，其评选标准往往更倾向于作品是否对社会、人性、历史提出了独特而深刻的质疑和思考？作品是否在叙事手法、影像语言、表演上有所突破？作品是否深刻地展现了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困境、挣扎与光辉？
因此，关注社会问题、展现历史伤痕、描绘边缘群体生活的作品，天然就更符合国际电影界“批判性”的历史传统。
这也并非是华夏独有的现象：像波斯的阿斯哈·法哈蒂、高丽的李沧东、墨西歌的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这些就都是通过深刻描绘本国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而获得国际认可的。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甚至个人，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很难用简单的好或者不好去直接定义，作为电影导演，当然可以选择表现这一面或者表现那一面。
怕就怕，个别导演为了迎合评委的审美，为了向西方摇尾献媚，镜头总是死盯着一个角落拍，他们的作品就差打上为某些电影节量身定制的标签了。
我们怕的不是家丑外扬，而是刻意地抹黑家丑，没有底线地把阴暗面无限放大，这才最让人恶心的。
不要忘记，电影是可以承载思想的文化工具，用得好了，就能在无影无形之中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在西方人“和平演变”的战略里，电影始终都是很重要的工具。
在很多外国人的固有刻板印象里，总认为现在的华夏依然贫穷落后，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难道不正是因为那些获奖的华夏电影基本上都是这样吗？
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习惯于跟风，喜欢人云亦云，真正的清醒者并不多，很多人自认为清醒，其实只是个人云亦云的糊涂蛋，是被人成功洗脑的受害者罢了。
夏沫选择用资本的力量来加持自身，就是为了保证最基本的公平性，他不畏惧竞争，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