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次日清晨，百余名渔民自发结船为阵，横于港口之外，高唱《海之母》。歌声传十里，惊飞海鸟如云。倭寇终退。
>今岛上已立一小碑，不刻名姓，只书八字：‘言可解兵，声能退浪。’
>我知先生宁忍弃我之名，亦不愿启战端。然请容我说一句逆耳之言??您太过自苦。您教我们独立思辨，却又总以一肩担天下罪责。若真信‘理性之友’四字，便该信我们有能力守护信念，而不必让您独自承受误解与牺牲。”
信末附一行小字：“林知远未死，藏身渔村，双目失明，然每日仍口述文章三篇，嘱我转呈先生。”
李延宗读罢，久久不语。眼角微湿，却笑了。他将信折好，收入怀中，轻声道：“她长大了。”
赵砚舟皱眉：“可朝廷那边……刑部昨夜又递奏报，说御史台有人联名上疏，指责您‘纵容叛逆、私通外邦’，甚至要求彻查书院是否暗中资助占城流亡集团。”
“让他们查。”李延宗淡然，“查到最后，不过一堆讲学笔记和农耕图谱。倒是你，该去趟京师了。”
“我去？”
“嗯。带上林知远的文章，还有这封信。不必辩解，只需呈上。让那些坐在金殿之上的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南洋声音。不是檄文，不是战书，而是盲者口述的理想，是渔妇捧出的一瓢清水。”
赵砚舟迟疑片刻，终是点头：“可您呢？若他们趁您不在发难……”
“我在这里。”李延宗指向脚下土地，“在麦田边，在学堂里，在每一个愿意提问的孩子面前。权力可以夺走官职，却夺不走思想扎根的地方。”
三日后，赵砚舟启程北上。临行前夜，两人对坐亭中饮酒。酒是伊州自酿的黍米酒，清冽带苦，入口回甘。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陈砚之吗？”赵砚舟忽然问。
“怎会不记得。”李延宗仰头饮尽，“敦煌城外，黄沙漫天，他穿着破羊皮袄，蹲在驿站门口教几个胡童认字。我说：‘这等荒僻之地，何苦办学？’他说：‘正因为荒僻，才更要种书。’”
“现在想来，我们都走在他铺的路上。”赵砚舟低声道，“只是走得急了些，忘了回头看看谁被落在后面。”
李延宗凝视杯底残液：“所以我要慢下来。从今日起，伊州不再向外派‘指导使’，只接待来访者。谁想学，自己来；不想学，绝不强求。我们只提供土壤，不替别人播种。”
翌晨，赵砚舟离去。李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