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笑：“你们的表真多。”她转向沈荔，“那你们如何处理‘风口’？你就是现在的风口。”
“把风口当电风扇。”沈荔很平静，“开一挡，够用就行。”
台下笑声大了些。这种笑帮她把严肃的词翻译成了“人话”。
周宁没有被打乱：“我还想问——‘透明’。沈小姐的透明曾经让项目脱困，但当它成为‘必须’，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神话？神话会吞噬个体。”
这个问题像一片薄薄的刀片，滑过来，几乎不带血。
沈荔没有立刻回答。她把麦克风放低了一点，像在思考一个孩子问的“为什么星星会眨眼”。
“透明不是信仰，是止痛片。”她说。
“止痛片不是天天吃。我们在危机时把它咽下，是为了让公众知道我们没撒谎；平时，我们把它放在抽屉里，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孩子慢吞吞的句子中，等他把故事讲完。”
她转向周宁：“你说‘神话’。我理解。但我更怕的是‘遮羞布’。当我们把不透明当成专业，当我们把‘请相信我们’当口头禅，很多事就会开始松动。不是我不信人，是我希望‘制度’替我信人。”
周宁看她一会儿，笑容像被一根极细的针挑了一下。她没有再追。主持人顺势宣布进入自由提问。
第一位提问者是来自欧洲的教育记者，他的问题抛向顾栖：“你支持沈小姐多少？当她和你意见相左时，谁说了算？”
这个问题让会场里很多人的背脊直了一下。
顾栖把麦克风置于唇边，停了两秒：“规则说了算。”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规则是我们共同签字的那份。”
这一句，等于公开把“共治”写在天花板上。有人低声啧了一声，有人抿笑，有人认真地记笔记。
第二位提问者是东南亚一家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如果Y集团加入，名字不露出，真的会甘心吗？你们如何确保他们不会绕开你们做一个‘看上去一样’的版本？”
“确保不了。”沈荔毫不犹豫，“我们只能把‘复制成本’提高——不是在合同里，是在机制里。”
“我把共创日切成结构、把专户开成公开、把志愿者变成‘人名墙’。你想复制，行，你得一条一条做。你做得越像，你越不需要我的名字；你做得越不像，公众越看得出你在做‘样子’。”
她看了眼镜头：“我不怕被抄。我怕的是没人抄。”
这一句，台下安静了半秒，然后响起一片由远及近的掌声。
自由提问到尾声，一个年轻的志愿者举手，声音略带发颤：“沈老师，您会累吗？如果有一天很累很累，想停一会儿，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在“国际议题”的范畴，却像一粒沙进了鞋。沈荔的喉咙像被什么轻轻地拂过，她侧头，看了一眼台边光影里安静坐着的顾栖。他不动，只在她看过去的那一秒极轻地点了点头。
她收回视线：“会，很累。”
“累的时候，我会做两件事：第一，找一场共创日，坐在最后一排，让一个我不认识的孩子给我讲书；第二，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继续。”
她停了停，笑了一下：“我还有第三件——有人会把我从战场上拽下来十分钟，强迫我喝水。”
前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