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物权与债权、登记物权与原始物权冲突的法律案例吗？
他立刻决定，抛弃这个时代的“伦理断案”思维，完全用现代法治精神来处理。
他提笔，在判词开篇便确立了核心原则：“断案之本，在证，不在情；律法之重，在序，不在理。”
“第一，文书鉴定。其一，验李家之购地文书真伪。可请京兆府资深书办，鉴定其印章、墨迹、纸张年份，与府衙存档的同期官方文书进行比对，伪造者必有破绽。其二，验鱼鳞册之来源。查验十年前清丈土地时的原始记录底册，核实当时登记此块田产的负责人与流程，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
“第二，资金流向调查。查李家之财源。十一年前，购地需一笔不菲之款项。李家当时财力如何？此款从何而来？其账目流水，必有迹可循。若其财力与购地款项严重不符，则其说辞存疑。”
“第三，关键人物背景调查。究‘外地药商’之虚实。此人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籍贯何处？可向全国商路发布协查通告，并排查当年客栈的入住记录。若经查实，查无此人，则李家‘购地’之说，不攻自破。”
“第四，当事人行为逻辑分析。审张家之常理。张家称地契被盗，是何时、何地被盗？可曾向官府报案？若有报案记录，则其主张更具可信度。若二十年来，明知田产被占，却从未向官府主张权利，其行为是否符合常理？亦需详查。”
最后，他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提出了两种极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若李家合法。若经查证，李家购地为实，文书无伪，则田产所有权当归李家。盖因官府之‘鱼鳞册’乃国家公权之体现，其公信力与效力，应高于民间持有之旧契。然，念及张家持有祖传旧契，情有可原，可由官府出面调解，由李家向张家支付一笔‘历史遗留补偿款’，以平其意，以彰官府之仁。”
“方案二，若李家伪造。若经查证，李家购地为虚，文书系伪造，则其行为已涉欺诈，当依法严惩。田产理应归还张家。然，李家十年耕种之功，改良土地之劳，亦不可抹杀。张家在收回田产之时，需向李家支付其十年来对该田地改良与劳作投入的‘劳务补偿’，以示公允，避免激化矛盾。”
这份判词，逻辑之清晰，思路之缜密，调查方法之具体，解决方案之周全，完全超越了时代局限。它将“程序正义”、“证据优先”、“逻辑推理”等现代法治精神，完美地融入到了古代的判牍之中。
它不仅给出了断案的方法，更给出了一个平衡法、理、情的框架。这种“降维打击”式的判词，必将在后续的阅卷中，引起轩然大波。
第三日，也是会试的最后一场，策论考试。
经过前两场的消耗，所有考生都已是身心俱疲，但也都明白，这一场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整个贡院弥漫着一种决战前的死寂。
当考卷发下时，整个贡院“和”字区，几乎同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压抑的惊呼此起彼伏！
题目：“论国库空虚，军备废弛，民生维艰，何以安天下？或曰：当效仿前朝，增农税以充国用，强军备以安社稷。汝以为然否？试申论之。”
这个题目，太敏感，太烫手，太致命了！
它直接将大乾王朝最核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