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的绞刑架，矗立在十二月党人广场冻硬的泥土上，像一根指向铅灰天空的腐烂手指。寒风呜咽着穿过广场，卷起细碎的雪粒，抽打着围观人群裹紧的厚大衣和麻木的脸。空气里弥漫着恐惧，比涅瓦河上飘来的鱼腥味还要浓烈。
安娜·彼得罗芙娜·沃龙佐娃，这个姓氏曾是沙皇宝座阴影下的显赫存在。此刻，粗糙的绞索套在她纤细却异常坚韧的脖子上。贵族式的苍白面容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冰冷的、非人的傲慢。她穿着一条早已过时但剪裁依然考究的黑色天鹅绒长裙，裙摆被寒风吹得紧贴小腿，像一片凝固的阴影。
“我是不会死的，”她的声音不高，却奇异地穿透了风的呼号，钻进每一个冻僵的耳朵里，带着金属刮擦般的冰冷质感，“永远都不会。”
人群一阵骚动，低语如毒蛇般蔓延。有人画着十字，有人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主刑官，一个面色铁青、手指冻得通红的胖子，猛地挥下了手臂。
绞索骤然绷紧。安娜的身体短暂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垂落。那双曾经让圣彼得堡沙龙为之倾倒的蓝灰色眼睛，至死都圆睁着，凝固着那抹令人骨髓冻结的讥诮，死死地钉在广场边缘那座青铜骑士像冷硬的面容上，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生死的无声对话。
广场上死寂了一瞬，随后是压抑的、如释重负的吐气声和更加急促的划十字声。人们开始散去，脚步匆忙，只想尽快逃离这冰冷、死亡和诡异宣言混合的场所。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绞架上那具仍在轻微晃动的、穿着天鹅绒的尸体。
圣彼得堡第二监狱的典狱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波波夫，是个身材壮硕如熊、脾气暴躁的老兵。安娜·彼得罗芙娜被处决后的第三夜，他值夜班。监狱古老的石头墙壁在深冬的严寒中仿佛也冻得收缩了，发出细微的呻吟。空气沉重凝滞，只有远处某个牢房里传来的压抑咳嗽声，单调地敲打着死寂。
瓦西里坐在他那间狭小、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劣质伏特加带来的暖意正一点点消退。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试图驱散连日来的疲惫和一种莫名的不安。那女人临刑前的话，像根冰冷的刺，扎在他脑子里。
突然，颈后传来一丝凉意。
极其细微，像一片融化得特别慢的雪花轻轻触碰皮肤。瓦西里猛地一缩脖子，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指尖触到粗糙的衣领和冰冷的皮肤，什么也没有。他咕哝了一句，以为是风。可办公室的窗户紧闭着，缝隙都用油灰仔细封死了。
他低下头，继续处理桌上堆积如山的犯人转移文件。笔尖在粗糙的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
那股凉意又来了。
这次更清晰，更缓慢。像有人站在他背后，弯下腰，极其轻柔地、带着某种病态的探究意味，对着他裸露的脖颈吹了一口气。冰冷，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类似地下墓穴里陈年泥土的微腥气息。
瓦西里浑身的汗毛瞬间炸起！他像被烙铁烫到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沉重的橡木椅子腿在石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噪音。他猛地转身，右手已经下意识地按在了腰间沉重的马卡洛夫手枪枪柄上。
身后空无一物。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小小的气窗透进走廊昏暗的灯光。只有文件在桌上微微颤动，那是他起身带起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