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疼痛的胸口，而是捏着一颗用红色塑料制成的、没来得及贴上月生产计划表的五角星，指节因为死前的用力而泛白僵硬。
赶来的是个年轻的工厂医生，脸上带着睡眠不足的烦躁和见惯不惊的冷漠。他粗略检查了一下，叹了口气，用一张官方表格草草写了死亡证明，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灵巧地把那张纸折成了一架纸飞机。“心肌梗死。大面积，”他毫无波澜地说，然后轻轻一吹，将那架白色的纸飞机掷向了角落正在熊熊燃烧的铸铁火炉——那是办公室里唯一温暖的东西。纸飞机在空中滑过一道优雅的弧线，瞬间被火焰吞没。“瞧见没？”医生对着腾起的火焰努了努嘴，“他的心室壁厚度，还没他那些宝贝奖状纸厚呢。”他说这话时，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笑意。
葬礼堪称一场荒诞剧。没有哀乐，工会主席坚持播放的是去年车间劳动竞赛表彰大会的现场录音磁带。高亢激昂的播音员嗓音和背景里循环播放的《劳动光荣进行曲》充斥着阴冷的殡仪馆小礼堂。当磁带播放到工会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念到“伊万诺夫同志，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四百！”时，那具廉价松木棺材的盖子突然发出了巨大的、有节奏的砰砰声，仿佛里面的人正在用力捶打棺木，想要出来。
人群一阵骚动，窃窃私语。脸色苍白的工会主席强装镇定，扶了扶眼镜，对着不安的人群宣布：“同志们！不要惊慌！这是安德烈同志……这是他在坟墓里，在用他最后的力量，向党和人民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一些人竟然真的相信了，或者选择相信，他们眼中闪动着被感动的泪花，而不是恐惧。
但真正的诡异，那超出常理、令人血液冻结的部分，始于头七之夜。
那天晚上，伊里奇因为处理安德烈未完成的工作而留到很晚。整栋工业部大楼突然被一种声音占据——那不是录音，而是成千上万虚幻喉咙发出的劳动号子合唱。“嘿呦！加油干！为了五年计划！”声音从墙壁里渗透出来，从通风管道里轰鸣而出，从地板下嗡嗡传来，无处不在，雄壮而空洞，充满了非人的狂热。
紧接着，锈迹斑斑的通风口开始剧烈咳嗽，然后，如同呕吐一般，喷涌出大量的纸张。不是普通的纸，是1982年度的生产指标统计表，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表格像暴风雪一样席卷了走廊。伊里奇惊恐地看着这些纸张打着旋，堆满角落，上面的数字仿佛在黑暗中自己发出微光。
第二天，伊里奇被指派去清理安德烈的遗物。他打开抽屉，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尖叫。那些奖章——劳动红旗勋章、金星奖章、各式各样的突击手奖章——都在自行增殖。它们像奇异的金属真菌一样在抽屉里繁殖，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当声。一枚劳动红旗勋章的边缘竟然生出了细小的、不断转动的齿轮零件。而那座沉重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杯，正在用它尖锐的底部棱角，持续地、贪婪地啃食着铁皮柜的内壁，发出令人牙酸的刮擦声，已经咬穿了一个不小的洞。
当他颤抖着拿起那第十七本，也是最新的一本荣誉证书，决心结束这一切，将它塞进吱嘎作响的部门碎纸机时，整个楼道——刚才还空无一人、寂静无声——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整齐划一的掌声。啪！啪！啪！啪！充满赞赏，充满狂热，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然后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