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列宁格勒的雾来得比往年都早。
十月革命大街上，灰蒙蒙的晨雾裹着涅瓦河的水汽，将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种油腻的、半透明的黏液里。街灯在雾中晕出一圈又一圈病态的黄光，像腐烂的蛋黄。石板路湿漉漉地反射着行人佝偻的身影，他们裹紧大衣，低着头，如同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匆匆赶往各自被分配的命运。
在瓦西里岛的第7区合作社商店门口，一条队伍早已蜿蜒至街角。人们沉默地站着，像一排排被钉在地上的木桩。他们的眼神空洞，嘴唇发紫，手指在口袋里无意识地搓着几张皱巴巴的卢布——尽管他们都知道，钱在这里毫无意义。真正起作用的是“配额卡”和“关系”。
队伍最前头，站着一位名叫伊万·彼得罗维奇·扎伊采夫的中学物理教师。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肩头还残留着去年冬天没扫干净的煤灰。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酸黄瓜，半公斤，优先配额（教师家属）”。这是他妻子柳芭托人从教育局弄来的。柳芭的妹妹嫁给了食品供应委员会的一位文书，而那位文书恰好认识合作社的值班员。
伊万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他的脚趾在破旧的靴子里冻得发麻，但他不敢动。他知道，只要一挪动，后面的人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抢走他的位置。更可怕的是，值班员瓦莲京娜·谢尔盖耶夫娜——一个有着鹰钩鼻和铁灰色头发的中年妇女——正从柜台后冷冷地盯着他。她的眼神像手术刀，能剖开人的灵魂，找出他是否“不够格”。
终于，队伍蠕动了一下。轮到伊万了。
“配额卡。”瓦莲京娜伸出手，声音干涩如砂纸。
伊万递上卡片。瓦莲京娜眯眼看了许久，又翻了翻一本厚重的登记簿，仿佛在确认他是否真的存在。
“酸黄瓜？”她问。
“是的，半公斤，优先配额。”伊万说，声音轻微发颤。
瓦莲京娜转身，从身后一个巨大的木桶里捞出几根酸黄瓜。那桶里泡着的液体浑浊发绿，表面浮着一层可疑的油膜。她用一把生锈的铁夹子夹起黄瓜，扔在秤上。
“四百八十克。”她说。
“差二十克……”伊万鼓起勇气。
瓦莲京娜抬起眼，直视着他：“你想说我不够称？”
伊万立刻低下头：“不……不是，我……”
“没有‘不是’。”她冷冷地说，“这就是半公斤。下一个！”
伊万接过装着酸黄瓜的纸袋，手指触到那湿冷的纸面时，忽然觉得一阵恶心。他快步离开商店，仿佛背后有鬼在追。
但就在他转过街角的瞬间，他停住了。
纸袋里，空空如也。
他猛地打开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酸黄瓜，没有汁水，甚至连一点湿痕都没有。仿佛那四百八十克浑浊的、带着霉味的酸黄瓜，从未存在过。
伊万站在原地，寒意从脊椎一路窜上头顶。他回头望向商店，那扇漆成墨绿色的门紧闭着，门上挂着“售罄”的牌子。而透过脏污的玻璃，他看见瓦莲京娜正对着空气，用铁夹子夹着什么，嘴一张一合，仿佛在称量着虚无。
三天后，在普尔科沃机场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