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大厅，一架来自赫尔辛基的航班缓缓降落。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科罗廖夫，苏联驻芬兰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拖着一只磨损的皮箱走出舱门。他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领带歪斜，脸色苍白得像纸。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眼神涣散，仿佛刚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
在赫尔辛基的两周，他本应只是例行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的交流活动。但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着他的信仰。
尤其是超市。
他走进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家普通超市时，几乎窒息。货架上摆满了东西：成排的罐头、奶酪、水果、香肠、红酒……琳琅满目，色彩鲜艳。人们推着购物车，随意挑选，放进篮子，然后在收银台付钱，离开。没有配额卡，没有队伍，没有“优先供应”。
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排酸黄瓜。它们被装在透明的玻璃罐里，浸泡在清澈的盐水中，翠绿饱满，像艺术品。价格标签上写着：7.90芬兰马克。
“这……这怎么可能？”他喃喃自语。
芬兰同事笑着解释：“这是普通商品，每天都有。”
德米特里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合作社商店，想起那浑浊的木桶，想起瓦莲京娜那双冰冷的眼睛。他想起自己母亲排了六个小时的队，只为买一公斤土豆，最后却被告知“今日无货”。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一生所信奉的一切，都在崩塌。
他开始偷偷观察芬兰人的生活。他们住在明亮的公寓里，家里有电视、洗衣机、电话。孩子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学，学校不教仇恨，只教数学、语言和音乐。
“你们不怕北约吗？”他曾问一位芬兰教授。
对方耸耸肩：“我们保持中立。我们更关心明天的面包能不能按时烤出来。”
德米特里回国时，行李箱里多了一罐芬兰产的酸黄瓜。他把它藏在内衣
但当他走出机场，迎接他的不是家人，而是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
“科罗廖夫同志，”一名穿便衣的男人递给他一张证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些问题需要你回答。”
德米特里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审讯室。房间没有窗户，墙上挂着列宁的肖像，灯泡发出刺眼的白光。
“你在赫尔辛基，接触了哪些人？”审讯官问。
“文化代表团……芬兰外交部的官员……”
“有没有接受敌对宣传？”
“没有。”
“你行李里那罐酸黄瓜，是怎么回事？”
德米特里沉默。
“你知道私自携带外国食品入境是什么罪名吗？”
“我只是……想尝尝……”
审讯官冷笑：“尝尝？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黄瓜比我们的干净？”
“我……”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社会比我们的优越？”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藏起来？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带回来？”
德米特里无法回答。他感到自己像一只被剥光的动物，暴露在强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