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来的、属于父亲的原始愤怒震慑，轮廓剧烈波动，像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最终一声消散。阿廖沙在伊万怀里哭得喘不过气。伊万第一次感到，某种东西在体内苏醒：不是希望，而是绝望中的最后一丝抵抗。东斯拉夫人的血脉里，总有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熊。
然而，透支者的阴影已深入城市骨髓。下诺夫哥罗德开始出现可怕的分化。一部分人彻底，如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伊万在伏尔加河畔小酒馆找到他时，昔日的胖子瘦得脱了形，眼神涣散地灌着廉价酒。伊万，他咧嘴笑，露出焦黄的牙齿，笑容却像哭，升职？买房？生娃？去他妈的！透支者吸走了我的，现在它吸走了我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洪水滔天！伏尔加河淹了又怎样？反正没家可回！ 米哈伊尔举杯向虚空敬酒，仿佛在向透支者致敬。另一部分人则陷入更深的焦虑漩涡，像叶莲娜的闺蜜塔季扬娜·安德烈耶夫娜。她辞了工作，把全部积蓄砸进末日生存包——罐头、净水器、防毒面具，堆满了她那间小公寓。伊万，她神经质地抓着伊万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肉里，物价是没涨，可医院呢？我昨天腿疼去看病，账单翻了三倍！酒能醉一时，但病痛骗不了人！透支者吸走了我们的未来，但吸不走医院的账单！我们必须囤货！钱会贬值，但罐头能救命！ 塔季扬娜的恐惧如此真实，却又如此荒诞——她囤积的罐头，价格标签上依然写着半年前的数字。货币超发被透支者吸收，日常物价稳定，但医疗、教育这些非必需领域，却因人力资本崩溃而疯狂涨价。透支者制造了一个扭曲的平行宇宙：面包便宜，救命药却贵得离谱。
社会的根基在无声中崩塌。出生率断崖式下跌，下诺夫哥罗德妇产医院的产房空得像废弃的仓库。街道上，老人的比例高得触目惊心，他们佝偻着背，在长椅上晒太阳，眼神空洞，像一群等待被收走的旧家具。伊万听说，连喀山大教堂的神父都开始减少布道——来祈祷的年轻人寥寥无几，东正教的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微弱得随时会熄灭。最令人窒息的是弥漫的信念透支。年轻人不再谈论爱情、家庭、未来。婚恋网站上，热门话题是《如何优雅地躺平》和《丁克是最后的体面》。伊万在公司茶水间听见新来的实习生低语：干多干少都一样，不如少干点保护身体。工资十年不涨，但医院账单像伏尔加河涨潮。谁敢保证自己不生病？透支者吸走的不是钱，是活下去的念想。 这种集体性的绝望，像伏尔加河底的淤泥，缓慢而坚定地覆盖一切。布尔加科夫笔下那种对创作的执着、玛格丽特对爱情的信仰，在这里荡然无存。取代它们的，是管它洪水滔天的犬儒，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虚无。东斯拉夫人曾引以为傲的、在苦难中寻找意义的精神内核，正在被透支者一点点吸干。
就在这时，一个反常的信号撕裂了诡异的平静。下诺夫哥罗德的街头巷尾，开始流传央行的最新数据：货币供应量增速依然高企，印钞机并未停歇！所有人都以为通缩已至，都在等待房价彻底崩盘，可新印的货币仍在源源不断涌出。钱，流向了哪里？红十月超市里，人们盯着纹丝不动的物价标签，陷入更深的困惑和恐慌。伊万在银行排队时，听见前面一个老工人模样的人喃喃自语：钱没消失...它总得流到个地方去...是不是都流进透支者肚子里了？ 这句话像闪电劈进伊万脑海。他想起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