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舍特，这个被上帝遗忘在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小站——寒流像征兵官的铁拳，将最后一丝暖意砸得粉碎。街巷空旷得令人心悸，唯有教堂尖顶刺向铅灰色的天幕，仿佛一柄生锈的匕首，随时准备捅穿这沉闷的苍穹。葬礼比婚礼更常见，黑衣妇人抱着襁褓，在结冰的墓碑间踽踽而行，婴儿的啼哭被风撕成碎片，散在雪地里。男人们？男人们早已被“真理十连发”的轰鸣声卷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门框，像骷髅的眼窝，冷冷地瞪着过客。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蜷缩在废弃伐木站的铁皮棚屋里，牙齿打颤的声音盖过了屋外呼啸的风。他二十一岁，骨架单薄得像西伯利亚的枯枝，手指上还留着去年收割麦穗时割破的旧伤疤。三天前，那张薄薄的征兵令像一片不祥的雪片，飘进他家低矮的土屋。纸上的红章盖得歪歪扭扭，却重若千钧：“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彼得罗夫，即刻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营报到。” 他父亲去年死在顿巴斯的泥泞里，连尸首都未能运回；母亲昨夜哭瞎了一只眼，浑浊的泪水在冻疮上结出冰晶。伊万知道，那纸令状不是召唤，是死刑判决书。他逃了，在黎明前最黑的时刻，像只受惊的雪兔，钻进泰舍特城外无边无际的针叶林。
此刻，他正用冻僵的手指翻找背包里最后半块黑麦面包。面包硬得能砸死人，却比莫斯科咖啡馆里那些涂着奶油的甜点更真实——至少，它不会在你咀嚼时突然变成一张催命的征兵单。伊万曾从堂兄寄回的视频里瞥见过圣彼得堡的光景：涅瓦河畔的咖啡馆，暖黄的灯光下，年轻人敲着笔记本电脑，指尖在键盘上跳舞，仿佛在弹奏无忧无虑的夜曲。他们谈论的不是炮火，而是“格鲁吉亚的签证难不难搞”“阿联酋的远程工作税高不高”。堂兄在视频里晃着新护照，咧嘴笑：“伊万，别管前线！这儿的代码能养活全家！” 可伊万只看见堂兄身后落地窗外，冬宫广场的积雪反射着冷光，像一片虚假的和平。他不懂，为什么那些人能活得如此轻盈，仿佛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不过是街角咖啡杯里一圈无害的涟漪。而泰舍特呢？泰舍特只有雪，只有风，只有征兵办门口那辆永远轰鸣的军用卡车，像一头不知餍足的钢铁野兽，日夜吞食着小镇最后的青年。
“砰！” 一声巨响震得铁皮棚顶簌簌落雪。伊万猛地缩进角落，心脏几乎撞碎肋骨。是风？还是征兵队的巡逻犬嗅到了他的踪迹？他屏住呼吸，听见雪地里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嘎吱嘎吱，缓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像死神在丈量你的剩余寿命。脚步声停在棚屋外，接着是粗粝的咳嗽，混着烟草和劣质伏特加的酸腐气。
“小耗子，别躲了。” 一个沙哑的嗓音穿透铁皮，“这鬼地方，连雪兔都冻成了冰疙瘩。你那点脚印，比妓院账本还清楚。”
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泰舍特的征兵官。伊万见过他：五十岁上下，腰板挺得像阅兵式上的标枪，制服永远一尘不染，袖口却磨得发亮——那是常年捏着征兵令留下的印记。他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奇异的精确，仿佛在宣读一份早已写好的判决书，而非面对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伊万死死捂住嘴，指甲掐进掌心。不能出声，不能动。他想起邻村的帕维尔，上周逃跑被抓回，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只是轻轻拍了拍他肩膀，说：“好孩子，国家需要你。” 第二天，帕维尔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