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实存在的锚点，能将他从虚无中打捞上岸。他从未想过，这份“爱”从诞生起，就扎根于一片虚构的流沙。
转折发生在圣母帡幪节前夜。下诺夫哥罗德的寒流骤然加剧，气温跌至零下三十度，连伏尔加河的冰层都发出呻吟般的碎裂声。伊万下班时，看见公寓楼下围了一小群人，裹着厚围巾的脑袋凑在一起，压低声音议论。他挤进去，听见老瓦西里嘶哑地说：“可怜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昨夜心脏病发作，没熬过黎明。”伊万如遭雷击，世界瞬间失声。他踉跄着冲上五楼，手指颤抖地敲响安娜的房门——无人应答。门缝下透出死寂的黑暗。他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泪水在脸颊上结冰。葬礼在第二天举行，地点是城郊的费奥多罗夫斯基公墓。伊万混在送葬队伍里，裹着单薄的大衣，冻得牙齿打颤。棺木简陋得如同柴火堆，覆盖着褪色的圣像布。神父尼古拉伊祭司念着悼词，声音干涩：“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虔诚的东正教徒，她的灵魂已归于主的怀抱……”伊万想哭，却哭不出声。他盯着棺木，幻想安娜安详的睡颜，幻想自己握着她的手说“来世再续”。但棺盖合拢的刹那，他瞥见里面空无一物——只有一捆干草和几块石头，裹在破布里。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时，棺木已被钉死。人群散去，雪片落在伊万肩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见过安娜的亲人，从未听她提过故乡，甚至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在“红色黎明”厂工作。一种冰冷的疑虑，像伏尔加河底的暗流，悄然漫上心头。
葬礼后的日子，伊万的世界彻底崩塌。安娜的“死亡”非但没有终结幻想，反而让她的幽灵在每一个寂静角落复活。深夜，楼道尽头传来她熟悉的脚步声，伊万赤脚追出去，却只看见空荡的走廊，煤油灯将影子拉长又缩短，如同鬼魅的舞蹈。清晨，他透过结霜的窗户，看见安娜站在对面砖墙下，栗色发辫在风中轻扬。他抓起外套冲下楼，寒风割得脸颊生疼，但墙根只有积雪和一只冻僵的野猫。更诡异的是，她的“出现”总伴随着市井生活的压迫细节：一次在面包店排队时，他分明看见安娜在队伍前方，转身对他微笑；他挤过去，却撞上一个满脸痘疤的陌生女人，对方怒骂：“疯子！别挡我的黑面包！”还有一次，工厂澡堂的蒸汽弥漫中，他听见安娜在隔壁隔间哼唱萨马拉民谣《伏尔加船夫曲》，冲过去只见空荡的瓷砖墙，水龙头滴着锈水，回声嗡嗡作响。这些幻觉如此真实，痛楚深入骨髓。伊万开始失眠，笔记本写满癫狂的呓语：“她回来了！今夜在伏尔加河桥下，她说地狱比人间温暖……我们将在喀山重逢，那里有永不熄灭的圣火。”邻居们用看疯子的眼神躲着他。老瓦西里啐口唾沫：“斯米尔诺夫被鬼附身了！东斯拉夫人不该沉迷虚妄，该去教堂忏悔！”但伊万充耳不闻。他坚信安娜的幽灵在召唤，这份“爱”虽虚幻，却比下诺夫哥罗德冰冷的现实更真实——它证明自己曾热烈地活过，而非一具行尸走肉。他没意识到，自己正用痛苦喂养一座纸糊的宫殿，而地基早已溃烂。
伊万决定揭开真相。他首先找上公寓管理员扎哈尔·彼得罗维奇，一个油光满面、总叼着空烟斗的官僚。扎哈尔的办公室在地下室，潮湿的霉味中堆满泛黄的登记簿。“彼得罗娃？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扎哈尔翻着册子，眼皮都不抬，“查无此人。斯米尔诺夫同志，你的工牌呢？没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