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证明，我凭什么相信你？鬼魂也要登记备案！”伊万掏出工牌，扎哈尔却挑剔地指着编号：“缺了车间主任的签字！去补吧，否则就是非法幻想，扰乱社会秩序。”伊万争辩安娜的存在，扎哈尔突然压低声音：“听着，年轻人。去年‘红色黎明’厂清理阶级队伍，有个女人叫安娜的，被揭发是境外间谍，早押去萨马拉劳改营了。你看见的？肯定是她的同伙在搞破坏！”他猛地合上册子，烟斗在桌上敲出笃笃声，“再散布谣言，我就上报克格勃！”伊万退出时，听见扎哈尔在背后打电话：“又一个精神失常的……归档‘妄想症阶级敌人诱导型’。”市井的压迫感在此刻具象化：个人的真实感受，在官僚系统的铁壁前碎成齑粉。
不死心的伊万转向教堂。费奥多罗夫斯基修道院矗立在伏尔加河畔，洋葱顶在雪中泛着幽蓝的光。神父尼古拉伊祭司正给一群老妇人分发圣饼，胡须结着白霜。“祭司父亲，”伊万扑倒在冰凉的石阶上，“我见到了安娜的鬼魂！她为何纠缠我？”尼古拉伊祭司眯起浑浊的眼睛，十字架在胸前晃动：“鬼魂？不，孩子。这是魔鬼的试探。东斯拉夫人的爱必须扎根于尘世劳作和教会指引。你沉迷虚妄，灵魂已偏离正道。”他递过一杯蜂蜜水——东正教的传统，象征救赎的甘甜——“喝下它，忏悔吧。幻想中的安娜，不过是撒旦用你孤独的欲望捏造的泥偶。”伊万追问安娜的真实身份，祭司却转向老妇人，高声诵读《福音书》：“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伊万愣住：自己从未与安娜交谈，却已在幻想中与她共度余生。他狼狈逃离教堂，蜂蜜水在胃里翻腾。雪越下越大，伏尔加河的冰面映着铅灰色的天，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崩塌。他忽然想起安娜提过“萨马拉的田野”，决定去那里寻找线索。
前往萨马拉的旅程如同穿越地狱。伊万挤上哐当作响的绿皮火车，车厢里塞满返乡的工人，汗臭和酸面包味令人作呕。车窗外，荒原覆盖着单调的雪，偶尔掠过废弃的集体农庄，木屋歪斜如醉汉。抵达萨马拉后，他直奔城郊的档案馆——一座苏联时代遗留的灰砖建筑，门口挂着“历史真相服务站”的牌子。接待员是个戴厚眼镜的妇人，指甲缝里嵌着灰尘。“彼得罗娃？下诺夫哥罗德来的？”她翻动铁柜里的卷宗，纸张脆得像枯叶，“找到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1947年生于喀山，1965年迁居下诺夫哥罗德，职业：‘红色黎明’厂纺织女工。”伊万心头一热，但妇人下一句冻结了血液：“1968年病逝于萨马拉第一医院，死因：肺结核。”她推过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瘦削女人躺在病床上，眼窝深陷，毫无安娜的神采。“这就是她。同志，别被幻觉蒙蔽。我们东斯拉夫人要直面苦难，而非虚构救赎。”伊万颤抖着问是否有亲属，妇人摇头：“孤儿，无后。档案已封存。”走出档案馆，萨马拉的寒风卷起雪沫，抽打在他脸上。他站在伏尔加河支流畔，河水浑浊如泪。照片上的女人陌生得可怕，而记忆中的安娜鲜活如初。逻辑在此撕裂：如果安娜已死，为何她的幽灵只在他眼前显现？如果全是幻想，为何细节如此连贯？市井生活的压迫感在此刻达到顶峰——社会用冰冷的档案否定个人体验，却无人解释为何痛苦如此真实。伊万跪在雪地里，指甲抠进冻土。他终于明白，自己爱上的从来不是安娜，而是幻想中那个能拯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