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写信。
伊万挖着鼻孔，那年我因为多领了一块面包，被厂保卫科关了三天禁闭。
1968年布拉格之春，谢尔盖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我代表外贸部去捷克斯洛伐克，住的是总统套房。酒店服务员是个金发姑娘，每晚都给我送伏特加……
1968年，伊万打断他，我老婆生孩子，因为没带生育许可证，被医院拒之门外。孩子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因为排队买面包迟到了五分钟。
谢尔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最终沉默。他想起自己那个在首都医学院读书的儿子，如今在瑞士当医生，每年只寄一张圣诞卡。而伊万，他猜，可能连孙子都没见过。
长椅第三次颤动，这次两人同时感到椅面在下沉，像一块融化的冰。谢尔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的皮鞋正慢慢陷进木头里，仿佛长椅是沼泽。他惊恐地想站起来，却发现双腿被牢牢吸住。
别动，伊万平静地说，它在吃我们。
什么？
这张长椅，伊万指了指椅背上的裂纹，它专门吃将死之人。我昨天看见老瓦西里坐在上面，今天他的孙女在长椅下发现了他的假牙。
谢尔盖想笑，这太荒谬了。但当他试图移动手指时，发现指尖也开始渗入木头，像蜡烛融化。恐慌中，他抓住大衣口袋里的自传稿纸——那本他引以为傲的《我的光辉岁月》。
同志，他声音发抖，您知道我为什么能当上外贸专员吗？
伊万没回答，只是盯着伏尔加河冰面下蠕动的黑影。
1956年，谢尔盖继续说，仿佛在交代遗言，我举报了我最好的朋友。就因为他说斯大林是个混蛋。第二天，他被送去古拉格，我接替了他的职位。
伊万终于转过头，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我老婆死的那天，他轻声说，我排了八个小时队买面包，只为了给她临终前吃一口热的。结果医院说，死亡证明没盖章，尸体不能领走。我抱着她的尸体在走廊等了三天，就为了一个章。
谢尔盖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不是因为长椅的吞噬，而是某种更古老的东西——愧疚。他想起自己举报朋友后，如何用朋友的公寓换了更大的房子，如何用朋友的配给证给儿子买了第一双皮鞋。而现在，他连一瓶像样的伏特加都买不起。
我的自传，他喘着气，结尾是假的。我根本不怀念什么麦浪。我怀念的是权力——那种能让别人排队而自己走VIp通道的权力。
伊万点点头，像在说我早就知道。他的左腿已经完全融入长椅，只剩一条裤管在风中飘荡。我的自传，他慢慢说，写的是排队的一生。从出生证到死亡证明，我排了一辈子队。现在，我连死都要排队。
谢尔盖突然明白了什么。同志，他急切地说，您知道区社会事务局为什么要求我们写自传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死后手续的第一步！谢尔盖的声音因恐惧而尖利，他们要我们的自传，是为了给地狱里的官僚体系准备档案！您以为死后就能解脱？天真！罗刹国连地狱都要填表格！
伊万笑了，露出几颗黄牙。我早知道了。去年我交自传时，窗口的办事员说：科罗廖夫同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