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初，幽蓝的河水静静流淌，再没有手影抓挠冰层。他胸口的烙印彻底消失，只留下一点温热，像某种久违的感觉。
他走回公园，那张绿色长椅还在，但已焕然一新，油漆鲜亮，没有一丝裂纹。长椅上放着一本崭新的练习本，封面上写着公民精神遗产档案。谢尔盖坐下来，拿起笔，在最后一页写下：
我排了一辈子队，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同志，您的手续齐全，请直接通过。
写完，他把练习本折成纸船，放进伏尔加河。纸船载着墨迹未干的告别语，顺流而下，消失在晨雾中。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沃罗涅日坐在长椅上，看第一缕阳光刺破铅灰色的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仿佛骨头里灌满了伏尔加河的风。他知道，当正午的阳光晒化窗台的冰凌时，他的灵魂会像办事员们一样坍塌，化作一滩温热的印泥，渗进下诺夫哥罗德的冻土。但此刻，他只想静静地看着——看着伏尔加河解冻的冰凌，像无数把小刀，切开这个荒诞世界的喉咙。
远处，红色黎明厂的汽笛声响起，不再是硫磺味的黑烟，而是淡淡的、带着面包香气的白汽。排队的人们从赫鲁晓夫楼里涌出，不再垂着头。他们互相拍着肩膀，笑着走向面包店，手里没拿任何文件。
谢尔盖笑了。他摸了摸胸口，那里不再有烙印，只有一颗缓慢跳动的心脏，像伏尔加河冰层下，终于找到出口的水流。
而在下诺夫哥罗德另一条街的公寓里，真正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正坐在六平方米的厨房里，伏在摇晃的胶合板书桌前。窗外，伏尔加河裹着冰碴的呜咽日夜不息。他七十三岁，退休钳工，养老金被现代化改革削得只剩面包钱，妻子柳芭七年前死于劣质青霉素。此刻，他正为自传《排队的一生》写最后一句。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提笔写下：
我排了一辈子队，终于轮到死亡——它却说：同志，您的手续齐全，请直接通过。
写完，他感到一阵奇异的轻松，仿佛有什么重担被卸下了。他不知道的是，在伏尔加河畔的公园里，一张绿色长椅正微微颤动，等待着下一个将死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