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蒙蒙的冬日，铅云压着克里姆林宫尖顶的镀金十字架，寒气钻进每一条石板缝，钻进每一个行人的骨髓。伊万·彼得罗维奇·斯米尔诺夫裹紧他那件磨得发亮的旧大衣，从“伏尔加河畔”机械制造厂的铁门里挤出来。工友们早已散尽，只剩他一人，影子被路灯拉得细长扭曲，贴在结冰的路面上。他胃里空得发慌，却又塞满了某种无形的重物——那是整整八小时车床轰鸣的疲惫，是车间主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唾沫横飞的训斥，是图纸上永远改不完的尺寸偏差。他本该回家煮一碗稀粥，可双脚却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拐进了街角那家国营食堂“红十月”。
食堂里弥漫着卷心菜和廉价烟草的浑浊气味。伊万在油腻的柜台前站定，声音干涩：“双份红菜汤，两块布林饼，再来一碟腌黄瓜。”女售货员玛尔法·谢苗诺夫娜眼皮都没抬，勺子一挥，汤碗里堆起小山似的甜菜根和卷心菜，布林饼的奶油馅在寒气里冒白烟。伊万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他早已不饿，可手指却像被鬼附了身，机械地舀起汤，大口吞咽。汤汁滚烫，烫得舌尖发麻，他却停不下来。一块布林饼下肚，胃里翻江倒海，他强忍着不适，又咬下第二块。奶油馅腻得发齁，他却把最饱满、最诱人的那一口——奶油最厚、面皮最酥的部分——轻轻拨到盘子边缘，留着。这是他的铁律：好东西必须压轴。仿佛只有熬过粗粝的开场，那一点甜才配入口，才配他这双沾满机油的手。
他咽下最后一口腌黄瓜，胃里沉甸甸地坠着，像塞进了一块生铁。可盘子边缘，那口奶油布林饼依旧完好，白得刺眼。伊万的手指悬在半空，最终颓然收回。他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点燃一支“白海”，劣质烟草的辛辣呛得他咳嗽起来。烟雾里，他想起昨夜——下班后又点了一整只烤鸡和两瓶“克瓦斯”，明明饱胀难忍，却还是把鸡腿最嫩的那块肉塞进嘴里，直到喉咙发紧，眼前发黑。情绪性进食？他嗤笑一声，烟雾模糊了视线。这算什么？不过是伏特加喝干了的替代品，是车间主任那张唾沫横飞的嘴的镇静剂。当现实像车床卡住的铁屑一样令人窒息，食物就是最廉价、最唾手可得的止痛药。他想起童年，父亲失业后，母亲总把面包省下，只给他和妹妹吃，自己啃黑麦粗粮。那时食物是爱，是生存的底线。如今呢？如今食物成了他宣泄委屈的沙袋，成了他无法排解的挫败感的替罪羊。他不是缺乏自制力，是心里淤积的委屈和不安太多，多得连胃都装不下，只能一股脑儿塞进嘴里，用饱胀的痛感来确认自己还活着。这哪里是吃？分明是无声的自我凌迟。
伊万掐灭烟头，起身。他习惯性地在盘子里留下那口奶油布林饼，又用勺子尖小心刮掉汤碗里最后一点汤渍，只余下碗底薄薄一层暗红的汤底。剩下一口，是他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童年时，继母总在他吃饱后还硬塞食物：“再吃一口！不吃完不准走！”碗沿抵着喉咙的窒息感，至今仍在梦里重现。如今，他必须留下这一口，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我的身体，我说了算。这是他重建边界的仪式，是内心对自主权的无声呐喊。他收拾餐盘，走向回收处。玛尔法·谢苗诺夫娜瞥了一眼他留下的“残羹”，嘴角撇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伊万视若无睹。他走出食堂，寒风卷起地上的雪沫，扑在脸上。喀山的夜，像一块浸透冰水的裹尸布，裹得人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