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巢湖姥山岛，正虎视江东粮仓。
陈棱作为隋炀帝旧部，这位江都留守在宇文化及弑君后，凭借扬州府库\"积粟百万斛\"的资源苦苦支撑。其管控的三万\"骁果军\"多为原御林军精锐，铠甲鲜明却士气低迷。他的控制区以江都为核心，沿邗沟水陆布防，但北面受窦建德威胁，西面遭杜伏威挤压，形成了唯赖广陵城（扬州）\"三重罗城，皆临漕渠\"的坚固城防固守。
李子通原为左才相部将，占据海陵（泰州）后募得盐丁、渔民数万众，组建\"海鹘水师\"，其战船\"舷低棹捷，善突风浪\"。凭借水师优势，他在武德二年春夺取了通州（南通），控制着长江口盐场，月获盐利可铸钱三十万贯。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意图先取江都漕运枢纽，再溯江西进图建康。据传载，其军中有\"丹阳匠户三千，昼夜督造五牙战舰\"。
三方势力在当时形成微妙制衡，杜伏威的轻骑在江北平原所向披靡，却苦无舟师难以渡江；陈棱困守孤城，寄望于隋朝旧制余威；李子通则效仿孙权故事，在长江入海口打造\"铁锁横江\"防线。这场围绕漕运命脉的博弈初见倪端。
正值沈法兴僭称梁王之际，因其统治暴虐，其军势却显颓态。《旧唐书·沈法兴传》明载：\"军旅屡挫，士心离散\"，他的军队在与各方交战中屡遭挫败。
恰逢李子通举兵围困陈棱于江都。此时恰逢李子通率军将陈棱围困在江都，陈棱被迫派出人质向沈法兴和杜伏威求援，此举乃隋末军阀间典型的质押求援方式。
隋唐之际的质押求援制度，实为乱世中维系脆弱同盟的特殊纽带。这种制度的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周郑交质\"，历经战国\"质子为信\"的演变，至隋末乱世形成独特范式。
当陈棱在武德二年被李子通围困江都时，其送质求援之举正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体现，据《旧唐书·陈棱传》考证，他选择早逝兄长之子陈宪为质，正因隋末军阀普遍遵循\"亲子或胞弟为质\"的规格，如王世充曾\"遣兄子王道询为质于李密\"（见《隋书·李密传》）。
这种盟誓仪式的细节在《江南野史》中得以重现，江淮平原的秋风掠过两军交界的祭坛，沈法兴与杜伏威的使者各执半块鎏金虎符，陈宪赤足披发跪诵\"若背盟，身膏斧钺\"的誓词。随着载明\"克城之日以漕运盐利相酬\"的绢书在禹王鼎中化为青烟，一场关乎江淮命运的军事博弈就此展开。
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人质监管的残酷现实，陈宪被幽禁在联军大营十里外的别帐，每日辰时需在营门示众，刀戟始终架在其颈间。
这种源于古典信义精神的制度，在隋末产生了惊人异化。窦建德曾同时向宇文化及、罗艺送出质子，李渊起兵时甚至以平阳公主为质结好突厥。更甚者，“杀人魔”朱粲曾利用假质子诱杀援军，将古老的信义彻底异化为阴谋工具。
在此背景下，沈纶与杜伏威联军\"屯而不战\"的诡异局面便不难理解，《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出，双方在质押文书中的盐漕利益分配早已埋下祸根。
然而，质押制度的影响远及盛唐，到了神龙三年（707年）尚有唐蕃\"质子入卫\"的记载：天宝年间安禄山通过\"蕃将质子\"掌控边军的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