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几乎天天召见大臣，从早到晚连轴转。他撤掉了宫里所有雕梁画栋的装饰，把魏忠贤留下的歌舞班子全遣散了，甚至每天只吃两顿饭。
为了筹钱，崇祯想了个招——让大臣们“捐俸”。他先从自己的老丈人周奎下手，这位嘉定伯家里堆着金山银山，却哭着说：“臣只有一万两，还是变卖首饰凑的。”崇祯不信，让太监去查，果然在周奎床底下搜出了几十万两。这事传开后，大臣们更不肯捐了，有的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搬到大街上“卖破烂”，有的故意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朝。
逼不出钱，崇祯又盯上了“阉党逆产”。魏忠贤的党羽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的家产被抄没后，一共得银三百多万两，刚够填辽东一个月的窟窿。有官员建议重新丈量土地，打击隐瞒的田产，可这触及了士绅们的利益，东林党出身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带头反对：“陛下，百姓已不堪重负，再增税恐生民怨。”
崇祯没辙了。他看着陕西巡抚发来的“饥民聚众造反”的奏疏，又看着辽东“后金兵围锦州”的塘报，感觉自己像个捧着破碗的乞丐，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却没人肯真心帮一把。
有天夜里，崇祯穿着便服溜出皇宫，想听听百姓怎么说。走到棋盘街时，听见两个卖烤红薯的老汉聊天。一个说：“新皇上倒是想干事，可底下的官还是老样子。”另一个叹道：“魏公公在时，虽然贪，但至少冬天有棉衣穿；现在倒好，税更重了，日子更难了。”崇祯听了，默默转身回宫，一夜没合眼。
崇祯清除阉党时，东林党人拍手称快，觉得好日子要来了。可他们很快发现，这位新皇上比天启帝难伺候多了。
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想当内阁首辅，让门生故吏到处散布“谦益可大用”的流言。崇祯却拿出他当年主考时受贿的旧账，当着百官的面把他训斥了一顿：“你自己都不清白，还想辅佐朕？”气得钱谦益当场辞官。
崇祯对“党争”极其敏感。有次讨论辽东战事，兵部侍郎申用懋（ào）说：“袁崇焕是东林一脉，恐难服众。”崇祯立刻拍了桌子：“朕用的是他的本事，不是他的党派！再敢提党争，严惩不贷！”
可朝堂上的暗流哪是说止就能止的。袁崇焕在辽东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立刻有人弹劾他“擅杀大帅，目无君上”。这些弹劾的官员里，有阉党余孽，也有和毛文龙交好的东林党人。崇祯虽然暂时压下了弹劾，但心里已经有了个疙瘩——他想起袁崇焕平台召对时说的“不受掣肘”，忽然觉得这话有点不舒服。
民间笔记《烈皇小识》里记了个细节：崇祯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个大臣的过失。谁今天迟到了，谁昨天说错话了，谁和谁走得近了，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次吏部尚书王永光推荐了个官员，崇祯翻出本子说：“这人三年前在苏州收过贿赂，你不知道？”吓得王永光当场请罪。
这种多疑的性格，让大臣们越发谨慎。每次召对，大家都捡好听的说，没人敢说实话。有次崇祯问：“陕西流寇（指农民起义军）如何平定？”陕西巡抚汪乔年支支吾吾：“臣已派兵围剿，不日即可荡平。”可实际上，李自成的队伍已经发展到几万人，正在攻打西安。
崇祯二年（1629年）深秋，袁崇焕的塘报送到北京：“后金兵动向不明，恐有奇袭。”崇祯让兵部传令各关隘加强戒备，可宣大总督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