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三年，五月，汴梁城。
盛夏的暑气提前降临，笼罩着这座帝国都城。空气黏稠而闷热，蝉鸣声嘶力竭，搅得人心烦意乱。然而，比天气更让人窒息的，是弥漫在皇城司、各部院乃至街头巷尾的一种焦虑与恐慌。北方大旱、流民南下的消息，如同瘟疫般迅速传开，而真正将这种恐慌推向顶点的，是一幅悄然在士林坊间流传开来的画作——《流民迁徙图》。
这幅画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笔法却极尽写实之能事。画卷上，龟裂的土地如同老人额头的深纹，枯死的禾苗在风中凄惶。画面的主体是绵延不绝的逃难人群：面黄肌瘦的孩童睁着空洞的大眼，老人拄着拐杖踉跄前行，妇人怀抱婴儿，乳房干瘪，眼神麻木。有人倒毙路旁，野狗逡巡；有人为了一块麸饼，与同类厮打……那种绝望与惨烈，透过纸墨，直刺观者心肺。这画卷，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刚刚因南巡归来、新政初启而略显浮躁的朝堂脸上。
很快，这幅画便成了某些人手中的利刃。
次日朝会，紫宸殿内，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往日里还算克制的攻讦，今日彻底撕下了面具。
“陛下！”一位御史台的官员率先出班，手持一份奏疏，声音因激动而尖利，“臣近日得见《流民图》，惨状触目惊心，夜不能寐！此等景象，岂是盛世所应有？究其根源，皆因近年来朝廷更张祖制，妄行新政，以致天怒人怨，降此灾殃！此乃上天警示啊，陛下！”
此言一出，如同点燃了火药桶。众多原本就对变法心怀不满的守旧官员，纷纷附和。
“臣附议！《周礼》有云，‘政不节与？使民疾与？’如今旱魃为虐，流民千里，正是执政失德之兆！当务之急，应立即罢黜新政，遣使祭天，反省己过，方能上感天心，下安黎民！”
“陛下！陈太初所倡之法，标新立异，背离圣贤之道。其设‘资政院’，架空六部，扰乱祖宗成法；其行‘贷款’之策，与民争利，与王安石之‘青苗钱’何异？昔日熙宁之弊，殷鉴不远！如今灾异频仍，正是此等苛政所致！”
一时间，朝堂之上唾沫横飞，“天怒人怨”、“祖宗之法”、“王安石覆辙”等词语不绝于耳。他们将天灾与人祸强行捆绑，将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正在推行的新政，归咎于那个远在开德府守孝的秦王陈太初。不少人脸上甚至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仿佛终于抓住了彻底扳倒政敌的绝佳机会。
龙椅上，赵桓面沉如水，手指紧紧抠着扶手上的金龙浮雕。
他心中五味杂陈。流民惨状，他通过密报早已知晓，亦感心痛。但这些官员的攻讦，却让他感到一种熟悉的烦躁与无力。他自然明白，天灾非人力所能完全左右，将旱灾完全归罪于新政，实属牵强。然而，面对这汹汹舆论，他内心深处那根优柔寡断、害怕承担责任的弦又被拨动了。请陈太初出来收拾烂摊子，本是因为旧制确实弊端丛生，且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迫在眉睫。可如今，变法刚刚起步，就遇上如此大的“天谴”，是不是真的……步子迈得太快了？是不是真的触怒了上天？
他下意识地想要退缩，想要平息众怒。他甚至觉得，让朝堂吵一吵也好，让陈太初和那些新政派感受一下压力，或许能让他们更谨慎些？至于流民问题……他寄希望于地方官的弹压和即将（他以为）拨下去的赈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