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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植的讲学，不仅为自己积累了声望，更在不经意间为三国时代的人才格局埋下了重要的种子。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传遍全国，数十万农民军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东汉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在这危急存亡之际，汉灵帝紧急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率领北军五校（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的精锐部队，前往冀州平定黄巾主力。
此时的卢植，虽以经学闻名，却从未有过大规模领兵作战的经验，朝中不少人对他能否胜任心存疑虑。
但卢植深知，国家危难之际，正是士大夫挺身而出之时，他毅然接下任命，带着“以儒治军、以义破贼”的信念奔赴前线。
到达冀州后，卢植并未急于与黄巾军展开决战，而是先对战场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勘察与分析。
他发现，黄巾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为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统一的指挥与精良的装备，且补给线过长；而自己率领的北军五校是东汉最精锐的中央军，战斗力强，但人数较少，不宜与敌军正面硬拼。
基于这一判断，卢植制定了“坚壁清野、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
首先，他下令加固冀州重镇广宗（今河北威县东）的城防，囤积粮草与武器，将广宗打造成抵御黄巾军的坚固堡垒。
同时，他派遣轻骑兵袭扰黄巾军的补给线，切断其粮食与军械的运输通道，迫使黄巾军陷入“久攻不下、粮草渐尽”的困境。
其次，在治军方面，卢植坚持“儒将治军”的理念。
他严格约束士兵，严禁烧杀抢掠，要求军队“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同时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行军时不骑马，与士兵一同步行；宿营时不设特殊营帐，与士兵同食粗粮。
这种“仁爱治军”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士兵们皆愿为其效死。
在与黄巾军首领张角的对峙中，卢植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张角多次率领黄巾军猛攻广宗城，卢植均亲自登上城楼指挥防守，凭借坚固的城防与士兵的奋勇抵抗，一次次击退敌军的进攻。
据《后汉书》记载，在一次激战中，黄巾军“死者万余，皆赴水而死”，而卢植率领的汉军则“伤亡甚少，士气大振”。
经过数月的坚守与反击，卢植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将张角的主力部队围困在广宗城内，胜利在望。
然而，就在战局即将明朗之际，东汉朝廷的腐败再次影响了前线战事。
当时，宦官左丰奉命前往冀州视察军情，此人素来贪婪，希望卢植能向其行贿。
卢植性格刚正不阿，认为“军饷乃士兵性命所系，岂能私用行贿”，断然拒绝了左丰的要求。
左丰怀恨在心，回到洛阳后向汉灵帝诬告卢植“作战不力，故意拖延战局”。
汉灵帝昏庸无能，不辨是非，当即下令将卢植召回洛阳，革职查办，改派董卓接替其职位。
卢植的离去，成为冀州战场的转折点。
董卓虽为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