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朝廷光禄寺每日对祭祀之人和参与祭祀保障工作人员供应≈34；丧食≈34；，但要去荤腥，设素斋二十四道，其中熬制胡麻饭、酪浆等特意照顾突厥使臣的饮食习俗。
唐朝当时作为各方政权势力的龙头老大，此次举办高规格丧仪背后，还隐藏着精妙的政治博弈，尤其是在时间尺度的把握、礼制威慑、情报收集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时值刘武周勾结突厥猛攻太原，唐军主力正与薛举对峙于浅水原。
通过厚待突厥使团，既可延缓处罗可汗对刘武周的支援，又能离间突厥与割据势力关系。
而鸿胪寺卿郑元璹在吊唁时特意向突厥使节展示了唐朝新铸的≈34；开元通宝≈34；，暗示着唐朝已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太仆寺更安排使团参观禁苑马场，展现战马储备，则是有意无意“显摆”
一下战力装备。
更为重要的是兵部职方司借吊唁之机，开展间谍活动，通过私下利益输出，从突厥副使那里获取了处罗可汗兵力部署相关情报，为后续李世民平定刘武周、降服突厥部落提供了关键信息。
在史鉴价值中，此次为始毕可汗“辍朝举哀”
事件被后世视为≈34；羁縻外交≈34；的典范，其中，从经济成本来讲，三万段帛相当于唐朝岁入的1200，可谓“毛毛雨”
，但成功换取了唐朝边境半年安宁，为李世民平定周边割据势力赢得喘息之机。
在文化输出方面，突厥使团归国后，处罗可汗开始仿唐制设立≈34；丧礼丞≈34；，可见中原礼制的强大影响，对草原政权的文化植入逐渐根深蒂固。
至此，此次吊唁程序为后世礼仪提供了实践先例，成为后世处理外藩丧事的主要参考标准和流程。
后世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评唐高祖对突厥政策：“阳示哀矜，阴用权略。”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亦指出：“唐初待突厥，外示优礼，内实防之。”
由此可见唐朝朝廷≈34；以哀礼行权谋，此高祖高明处≈34；，恰点明唐初外交在仁义表象下的现实考量。
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为贞观年间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埋下重要伏笔。
吊唁结束后，唐高祖李渊派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持节赴突厥，慰问新立之处罗可汗，并赙赠帛三万段。
此举既遵循古礼，又显大国风范，意在安抚突厥，避免其与刘武周等割据势力进一步勾结。
郑德挺抵达突厥后，处罗可汗对其礼遇有加，但对唐朝的边境侵扰并未停止。
由此可以看出，处罗可汗对郑德挺的礼遇，只是遵循游牧政权≈34；两翼制度≈34；下的外交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关外交的“游戏规则”
，将突厥的双重政治逻辑完美的进行了展现。
按照突厥《阙特勤碑》铭文记载的≈34；南面以和中国，北面以制铁勒≈34；战略，表面礼待唐使既是对唐朝宗主地位的象征性承认，也是维持互市贸易的必要姿态。
史载处罗可汗接见郑德挺时，≈34；设金帐，陈唐制器皿≈34；，正是这种礼仪性示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