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才点头。
她牵起孩子的手走进录音室。这里原本是用来收集口述历史的空间，如今成了心理干预的特殊场所。小八戴上麦克风，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从前有个小姑娘，她也很爱妈妈。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门锁牢不牢。因为她知道，只要爸爸喝醉了酒，家里就会响起摔东西的声音。有一次，妈妈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她躲在床底下，看着地板缝里慢慢渗出一道暗红的线……”
孩子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
“但她后来学会了求救。她按下了床头的红色按钮，警察叔叔和穿蓝马甲的阿姨很快就来了。她们把她和妈妈接到一个温暖的小屋，那里有软软的被子、热乎乎的饭，还有会讲故事的老师。妈妈治好了伤，找到了工作，小姑娘也重新上了学。”
她顿了顿，轻轻握住孩子的手：“你知道吗？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我女儿知意录的。她说，每个害怕的孩子都该有人陪他们说话。”
录音结束，孩子终于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细细地、轻轻地抽泣，像是要把这些年憋在胸口的空气一点点吐出来。
当天晚上，小八留在馆内值班。夜里雷声滚滚，暴雨突至。忽然警报响起??系统监测到附近村落一户家庭出现持续高分贝争吵声，智能预警装置自动触发求助信号。
十五分钟后，社工队伍抵达现场。视频回传显示，一名男子正挥拳砸向妻子，六岁的儿子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警方随后赶到，男方被依法带走。而那个男孩，在看到社工胸前佩戴的“素芬徽章”时，竟喃喃念出了纪念馆的名字。
第二天清晨，消息传回总部。赵婉清来电时声音颤抖：“这是我们第一次实现‘零响应延迟’干预成功。孩子已经被送往临时庇护点，医生说他有严重应激障碍，但愿意开口说话了。”
小八站在纪念馆门前，望着雨后初晴的山峦。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蝴蝶形的夯土墙上，仿佛整座建筑都在发光。
回到北京已是三天后。她刚踏进家门，便见霍长亭坐在客厅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本泛黄的册子。
“这是什么？”她问。
“你当年提交给妇联的原始调研手稿。”他抬眼看向她，“我在旧档案室找到的。整整三百二十七页，全是受害者的访谈记录。有些名字打了星号，后面写着‘失联’或‘已故’。”
她接过那本册子，指尖抚过纸页边缘卷曲的痕迹。那是她人生中最黑暗也最清醒的岁月，每一个字都是用痛写成的。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霍长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