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着巷口那家修表铺的时候，总觉得日子是块走慢了的旧怀表，玻璃蒙子上蒙着层灰，指针磨得亮，却转得有气无力。
铺子是我爹传下来的，三十平米不到，进门左手边立着个掉漆的木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零件，小到比指甲盖还小的螺丝，大到半块怀表的壳子，都用牛皮纸袋装着，写着歪歪扭扭的字。
右手边是我的工作台，铺着块磨得毛的深棕色皮子，上面常年放着镊子、螺丝刀和放大镜，还有块擦表用的麂皮布，洗得白，边角都起了毛。
墙上挂着个老式挂钟，是我爹年轻时修好了没拿走的，钟摆晃一下，出“咔嗒”
一声，像是在给我的日子打拍子。
我今年四十六了，没结婚，也没什么朋友。
以前还有几个老主顾，后来要么走了，要么换成了智能手机，再也用不着修表了。
大多时候，铺子就我一个人，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椅子上，要么擦零件，要么对着一块停摆的表呆。
巷子里的人路过，偶尔会探个头进来问“还修表不”
，我点点头，他们却多半摆摆手说“就是问问”
，然后脚步不停就走了。
阳光好的时候，光线会从铺子正面的玻璃窗照进来，在地上投出长方形的亮斑，里面飘着无数细小的尘埃，我看着那些尘埃转啊转，就觉得一天又过去了。
那天是个周三，春末的风带着点暖意思，吹得巷口的老槐树叶子沙沙响。
我正用镊子夹着个极小的齿轮，试图装回一块上海牌手表里，突然听见“吱呀”
一声，是隔壁铺子的卷闸门被拉起来的声音。
隔壁空了快半年了，之前是个卖早点的，老板嫌生意不好，卷铺盖回了老家。
我抬了抬头，透过玻璃窗看见个穿浅蓝色连衣裙的女人，正搬着个纸箱子往里面挪，箱子上印着“勿压”
的字样，边角有点变形，看样子不轻。
她搬得费劲，额头上渗了层薄汗，头也有点乱，几缕贴在脸颊上。
我没太在意，低头继续装齿轮。
这巷子本来就人来人往，开新店关老店是常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没过一会儿，铺子的门被轻轻推开了，“叮铃”
一声，门口挂着的铜铃铛响了——那铃铛还是我娘年轻时挂的，锈迹斑斑，声音却脆。
我抬头，正是刚才搬箱子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个小小的电子钟，钟面裂了道缝，指针歪在一边。
“师傅，您这儿能修这个不？”
她声音软软的，像春天刚化的水，带着点气喘。
我接过电子钟，捏在手里看了看。
这钟不值钱，修起来麻烦，换个新的也花不了几十块。
“能修，但不如换个新的划算。”
我实话实说，手指摩挲着钟面的裂纹。
她笑了笑，眼睛弯成了月牙，眼角有点细纹，却看着很舒服。
“这是我妈给我的，用了十几年了，不舍得扔。”
她说着，往我铺子里扫了一眼，目光落在墙上的挂钟上，“您这铺子有些年头了吧？”
“三十年了。”
我答得简短，拿起螺丝刀开始拆电子钟的后盖。
她没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