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诺夫哥罗德郊外，一片破败的街区里，矗立着一幢赫鲁晓夫楼。它像一颗锈蚀的牙齿，歪斜地扎根在冻土和废弃工业梦想的残骸之中。在这幢楼的五楼，厨房里弥漫着卷心菜汤、廉价烟草和一种更为阴郁、难以名状的陈旧气味——那是失望常年累积、缓慢发酵后形成的颗粒物，吸附在每一面墙纸和每一寸地毯纤维里。
四十岁的钳工伊戈尔·彼得洛维奇正对着厨房水槽上方那面镜子练习微笑。这面镜子是时间的受害者，一道蜿蜒的裂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自一九八二年的某个事件后便盘踞在那里，将他的脸分割成不对称的悲剧面具。霉斑在裂缝深处繁荣生长，如同异星植被。伊戈尔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双眼睛深处藏着的不是四十岁男人的疲惫，而是某种更古老、更孩童式的东西——一种饥渴。今天是发薪日，灰暗生活中的一个小小光点，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是他秘密计划的实施日。一个他筹划了数月，不，筹划了数十年的日子。它的代号，只存在于他脑海深处，叫做“补偿行动”。
“柳德米拉，我去买烟。”他朝里屋喊话，声音刻意保持平稳，甚至带上一丝他刚练习过的、略显僵硬的轻松感。
里屋传来的应答声含混不清，与电视机里新闻播报员那种冰冷声音混作一团。炮火声、政治家空洞的承诺声、柳德米拉厌倦的嘟囔声——所有这些构成了一曲现代生活的背景噪音，一首永无止境的焦虑交响乐。伊戈尔穿上那件肘部磨损的棕色外套，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里面不仅有皱巴巴的卢布，还有一张被摩挲得边缘发毛的旧广告剪报，上面画着一个笑容过于灿烂的孩子正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棕色饮料，旁边是西里尔文字写的“高高乐——童年的金色梦想！” 。那是一九八八年，或者八九年？时间模糊了，但渴望却清晰得像刚刚烫下的烙印。
门在他身后关上，隔绝了屋内的暖意和噪音。楼道里的灯坏了不止一年，黑暗中弥漫着猫尿和潮湿水泥的气味。他摸索着下楼，脚步声在逼仄的空间里发出空洞的回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
户外的寒冷像一记耳光抽在脸上。夜幕下的街区死气沉沉，只有寒风在板楼之间呜咽穿梭，卷起地上的碎纸和雪沫。街角那家孤零零的商店亮着灯，在这片无边的黑暗和压抑中，它像一艘误入沥青海洋的幽灵船，散发着惨白而不祥的光晕。它的官方名字是“日用品百货第117号”，但当地人都叫它“老地方”——一个你可以买到过期罐头、伏特加、香烟以及偶尔流通的奇怪谣言的地方。
伊戈尔推开沉重的门，门上的铃铛发出垂死般的叮当声。店内荧光灯管嗡嗡作响，光线忽明忽暗，照亮了稀疏货架上那些标签模糊的商品。空气里混合着腌黄瓜、劣质香水和某种金属锈蚀的甜腻气味。
他的心跳开始加速，血液冲上耳朵。他径直走向第三排货架，那里通常摆放着茶叶、速溶咖啡和一些无人问津的奇怪冲饮。他的目光急切地搜寻着。
它们就在那里。
七罐。整整七罐印着褪色斯拉夫文字的“高高乐”。确切地说，是“高高乐”——那个商标字体略有不同，颜色也更暗沉，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地下岁月。苏联解体那年它就停产了，如同无数其他东西一样，消失在时代的断层里。但现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