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格勒的冬夜沉沉地压在伏尔加河左岸的“红十月”机械厂上空。寒风卷着铁屑和未燃尽的煤渣，抽打着工人宿舍区那些灰扑扑的赫鲁晓夫楼。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如同垂死病人微弱的呼吸，照在结霜的玻璃上，映出人影的轮廓——佝偻、迟缓，像被无形的重担压弯了脊梁。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劣质烟草和陈年汗馊的混合气味，这气味钻进鼻孔，便成了伏尔加格勒工人肺叶里永恒的淤青。时间在这里不是钟表的刻度，而是身体的刻度：关节的酸痛、眼睑的沉重、胃袋的空鸣。厂里的老人们常说，伏尔加河的水是甜的，可工人的命是咸的——咸得发苦，咸得能腌透灵魂。
就在这片被钢铁和疲惫浸透的市井泥沼里，德米特里·西多罗夫如同一尊被供奉的圣像，矗立在“红十月”厂装配车间的中心。他并非高大，但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却总像绷在铁架子上，肩胛骨锐利地凸出，仿佛随时要刺破布料。最扎眼的是他那头乱蓬蓬的卷发，像一团被电焊弧光灼烧过的钢丝，在伏尔加格勒阴沉的天幕下，竟透出几分不合时宜的、近乎神圣的金褐色光泽。工人们私下里叫他“卷毛德米特里”，这称呼里没有亲昵，只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他走路时脚步极轻，却总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节奏，像工厂里永不停歇的传送带，每一步都精准地踏在工时表的刻度上。他那双眼睛，灰蓝色，深陷在眉骨下，看人时毫无温度，只有一种冰冷的、计算着产品合格率的审视。厂里的老钳工伊万·库兹涅佐夫曾醉醺醺地对新来的学徒说：“那双眼睛，连伏尔加河的冰碴子见了都得融化——不是因为暖，是因为被看穿了骨头缝。”
德米特里是“红十月”厂的活传奇，是厂长科罗廖夫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劳动的璀璨明珠”。他践行着一句被印在车间标语牌上、又被工人们嚼烂了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厂中柱”。这“苦”，他吃得登峰造极。当其他工人还在为八小时工作制挣扎时，德米特里早已将日程表撕碎——他每日在车间里扎根十六个钟头，雷打不动。清晨五点，当第一缕惨淡的天光勉强渗进车间高窗，他瘦削的身影已准时出现在车床旁，机油沾满双手，如同举行某种隐秘的晨祷。深夜十一点，当最后一批疲惫的工人拖着灌了铅的双腿离开，他的工位依然亮着孤灯，车床的轰鸣是他唯一的安魂曲。厂长科罗廖夫曾当众拍着他的肩膀，声音因激动而发颤：“看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伏尔加格勒的脊梁！德米特里同志为‘红十月’省下的，不是卢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黄金时间！他让三个人的活，一个人扛起来，这效率，让帝国主义的机器都得生锈！” 工人们沉默地听着，目光低垂，盯着自己开裂的胶鞋尖。省下的“巨额资产”？他们只看到自己被压缩的睡眠、被榨干的力气，和科罗廖夫新换的伏尔加轿车锃亮的车窗。
德米特里的“伟大”，从来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将“苦”酿成毒酒，逼迫全厂共饮。那年深秋，一个叫谢尔盖·伊万诺夫的青年工人，接到老家下诺夫哥罗德的电报——老父亲咽了气，最后一面也赶不上了。谢尔盖在车间角落抱着电报纸，肩膀无声地耸动，泪水在冻得发红的脸上冲出两道沟壑。他颤抖着找到德米特里，声音哽咽：“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求您……让我请半天假，火车……还赶得上……” 德米特里正俯身检查一台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