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布，右眼浑浊得像两颗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玻璃珠，毫无生气。他说话时，嘴里喷出的热气带着浓烈的、劣质伏特加的酸腐味，混着烟草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铁锈的陈旧气息。“同志，驾照？那玩意儿能当柴火烧吗？能换一卢布买面包吗？”他嗤笑着，右手空荡荡的袖管在驾驶座旁晃荡。
后排抱着鸡笼的老妇人——玛尔法太太——立刻划了个十字，指尖在胸前画出一个缓慢、虔诚的十字，嘴里快速低语着：“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她的动作带着东正教徒特有的、近乎本能的仪式感，仿佛十字架是抵御一切灾厄的护身符。笼子里那只红冠子的公鸡突然扑腾起来，翅膀疯狂拍打铁丝网，羽毛混着车窗缝隙钻进来的雪沫在车厢里飞舞，像一场微型的、不祥的暴风雪。“圣母啊……”玛尔法太太的银发在昏暗灯光下像团被风吹乱的蛛网，每根发丝都闪着寒光，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鸡笼，指节发白，“您……您没有驾照？”她的声音颤抖，带着农妇面对未知时的本能恐惧，却又混合着一种斯拉夫人特有的、对荒诞命运的无奈接受——就像面对又一个歉收的秋天。
“何止没驾照！”右边穿破旧军大衣的谢尔盖猛地抬头，酒精让他的眼球布满血丝，像被砂纸磨过。他醉醺醺地挥舞着一只伤痕累累的手，手腕处露出一道狰狞的、蜈蚣般的旧伤疤。“你中午在弗拉基米尔酒馆喝了一升伏特加！我亲眼看见的！跟‘铁娘子’柳芭干杯来着！那酒劲儿，能醉死一头熊！”谢尔盖的声音嘶哑，带着退伍老兵的粗粝和一种被酒精浸泡过的、看透世事的疲惫。他身上的军大衣油光发亮，肩章早已磨烂，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粗布衬里。安德烈认得这种大衣——阿富汗战争时期的老式装备，肩带勒出的印子深得像刻上去的。谢尔盖曾是近卫军坦克兵，1989年在喀布尔失去了一条腿和半边战友，剩下的日子在伏特加和回忆里打转。他总说：“坦克能碾碎装甲车，但碾不碎心里的窟窿。”此刻，他正摸索着大衣内袋，想找他的伏特加酒壶，手指哆嗦着。
瓦西里师傅的假肢在油门上发出规律的咔嗒声，像死神在敲打节拍器。“酒壮怂人胆嘛同志们！”他满不在乎地大笑，笑声在颠簸中显得格外空洞，“没那点火气，怎么敢开这‘幽灵车’闯罗刹国的鬼门关？前面就是连续下坡了，大家抓稳扶手！抱紧你们的圣像和伏特加瓶子！”他猛打方向盘，面包车在结冰的狭窄山路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车轮碾过积雪，溅起的不是雪沫，而是混着黑色煤灰的泥浆。安德烈被甩得撞向谢尔盖，闻到他大衣上浓重的汗味、机油味和伏特加酸味。谢尔盖没在意，只是咕哝了一句：“妈的……又开始了……” 他摸索酒壶的动作更急了。
“为什么不去考驾照？”安德烈追问，声音因紧张而拔高，手指更深地抠进座椅裂缝，扯出一小团发黑的海绵，像从伤口里掏出的腐肉。这时他才从布满雾气的后视镜里死死盯住司机那异常浑浊的右眼瞳仁——那不是人类该有的眼睛。它浑浊、呆滞，像两颗被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太久的玻璃弹珠，表面覆盖着一层油腻的灰膜，深处却似乎有微弱的、不祥的绿光在缓慢旋转。安德烈胃里一阵翻搅，他想起小时候在村口废弃的集体农庄仓库里，见过被老鼠啃得只剩空壳的猫头鹰标本，眼窝里塞着的玻璃珠，就是这种令人作呕的浑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