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格勒的冬夜，寒风裹住了整座城市。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索科洛夫锁上他那间叫“书页”的小书店铁门时，呵出的白气瞬间冻成了细小的冰晶，挂在胡子上，像一串串廉价的玻璃珠。他缩着脖子，裹紧那件肘部磨得发亮的旧大衣，汇入马马耶夫岗脚下稀疏的人流。街灯昏黄，照着斑驳的斯大林式建筑外墙，那些曾见证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砖石，如今爬满了尿渍和褪色的选举海报。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冻土豆汤和一种更阴冷的东西——一种被反复咀嚼后吐出来的、名为“希望”的残渣的气味。人们脚步匆匆，眼神像受惊的兔子，只敢盯着自己冻僵的脚尖。尼古拉瞥见街角新贴的巨幅海报，猩红底色上印着几个粗黑斯拉夫文字：“《祖国之光》——为斯拉夫灵魂而战！”，”。海报上，一群穿着锃亮红军制服、面容模糊的士兵高举步枪，背景是燃烧的、像素低劣的伏尔加格勒全景。尼古拉啐了一口，冰碴子落在冻硬的雪地上。“倾力巨献？”他嘟囔着，声音被寒风撕碎，“倾的怕是钞票，献的怕是狗屁。”他想起昨天在“工人食堂”排队时，邻桌那个缺了门牙的老矿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浑浊的眼睛里竟闪着泪光：“尼古拉，这电影，得看！不看就是……就是背叛马马耶夫岗的英灵！”米哈伊尔枯瘦的手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钞票——那是他省下三天面包钱买的预售票，一百八十卢布，足够买九条黑麦面包。尼古拉当时没接话，只把冻土豆汤搅得哗哗响。在这座被历史重负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爱国，早已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枚随时会引爆的硬币，一面刻着勋章，一面刻着债务。
三天后，《祖国之光》在“十月”电影院首映。尼古拉被妻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硬拉着去了。安娜是“伏尔加格勒纺织厂”的女工，手指关节粗大变形，却把“爱国”二字看得比命重。“尼古拉，”她一边给他围上洗得发白的羊毛围巾，一边说，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颤抖，“马马耶夫岗的英灵在看着我们。不看这部电影，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冻死在战壕里的孩子？”尼古拉没争辩。他知道，安娜的父亲，那个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冻掉双脚的老兵，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就是“守住伏尔加格勒”。这城市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凝固的血与冰。
“十月”电影院门口的长龙蜿蜒如冻僵的蛇。人们裹着破毯子、麻袋，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跺着脚，呵出的白气在惨白的路灯下翻腾。尼古拉看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排在队伍中间，像一截枯木，怀里紧紧抱着个瘪了的面包口袋——里面想必塞满了皱巴巴的票根。空气里没有交谈，只有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和一种集体性的、近乎宗教仪式的沉默。海报上的“祖国之光”四个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像招魂幡。检票口，一个穿着崭新制服、胸前挂满塑料勋章的年轻人（尼古拉认出那是本地“爱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用金属探测器挨个扫描观众，眼神锐利如刀：“同志，请出示您的‘爱国忠诚度’登记卡！没有它，您对祖国的热情值得怀疑！”尼古拉摸出自己那张磨损的公民卡，上面被盖了个鲜红的“已验”印章，才得以挤进那股裹挟着汗臭、劣质香水和廉价希望的人潮。
放映厅里暖气开得过足，混着人群的体味，闷得人发晕。尼古拉在后排找到座位，刚坐下，灯光骤灭。银幕亮起，震耳欲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