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1日，下诺夫哥罗德城被一种虚假的节日气息包裹着。伏尔加河在城西冻结成一道幽蓝的伤疤，冰面反射着工业区烟囱喷出的灰黄烟雾。汽车厂的车间像一头疲惫的钢铁巨兽，蜷缩在城郊的荒原上，远离市中心文化宫里飘来的《喀秋莎》歌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斯米尔诺夫裹紧他那件肘部磨出线头的军大衣，坐在质检台前，手指机械地敲击着游戏机的按键。屏幕上，绿色的方块正无情地堆叠、坍塌——这台苏联工程师仿制的游戏机原型，是伊万对抗虚无的最后堡垒。
计划就是狗屎。伊万对着空荡荡的车间嘟囔。元旦夜班？不过是场精心编排的闹剧。车间主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早在23点就溜了，借口是去文化宫检查节日安保，实则是去分那瓶藏在档案柜里的伏特加。伊万提前两小时就糊弄完了质检：他把次品车门的编号涂改成合格品，再用油污抹布盖住瑕疵——这手艺在汽车厂流水线上代代相传，比党的章程更深入人心。反正没人真在乎，他心想，瞥了眼墙上褪色的标语：为共产主义明天，今日加倍努力！标语下，一台生锈的轿车骨架歪斜地吊在传送带上，像被解剖的牲畜。
窗外，雪片无声地扑向冻土。伊万看了眼腕上的手表——12点17分。他本该再熬七个小时，但社会主义热情早已结冰。他掏出游戏机，屏幕的绿光映亮他冻得发红的鼻尖。苏联的元旦总是这样：广播里播放着新思维的豪言壮语，而现实是伏特加短缺、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伊万想起昨天食堂排队时，老工人米哈伊尔醉醺醺的抱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能让我们喝上真伏特加吗？米哈伊尔大笑：新政策？那不过是把斯大林牌伏特加换了个标签！笑声在寒风中碎裂，像冰面下的气泡。
无聊像虱子爬满脊背。伊万收起游戏机，踱到车间门口。冷风卷着雪粒抽打脸颊，他眯起眼望向马路尽头——那条通往市区的列宁大道此刻空无一人，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风雪中摇曳，灯罩上积着厚厚的冰壳。他搓着冻僵的手指，心想：要是有辆出租车就好了……念头刚起，他猛地僵住。
马路对面，离他十几米处，路灯下立着两个人影。
伊万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大雪纷飞的午夜，两个男人穿着单薄的粗布衣服——老者一身土黄色农民褂子，少年是破烂的红军制服——却纹丝不动，仿佛严寒只是个无关的背景。路灯的光线穿透他们，在雪地上投下诡异的青光，像老式电影胶片里的鬼影。更离奇的是，他们的轮廓在风雪中微微抖动，如同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伊万揉了揉眼睛，怀疑是伏特加的后劲或游戏机的绿光损伤了视力。幻觉，肯定是幻觉。他喃喃自语，神经大条的本性占了上风，也许是迷路的集体农庄老汉和少先队员？元旦喝多了冻僵了？
他决定走过去搭话。苏联公民的实用主义在血液里奔涌：或许能蹭个顺风车回城。皮靴踩碎积雪，发出嘎吱的声响。走近到五六米时，细节如冰锥刺入眼球：老者约莫六十岁，脸上沟壑纵横却毫无血色，皮肤像劣质石膏糊的面具，泛着铁青的死灰，仿佛刚从停尸房爬出；少年不到二十，眼眶深陷如枯井，眼白浑浊如冻住的牛奶，仅剩针尖大的灰色瞳孔，直勾勾在伊万身上。少年的嘴唇微微翕动，却没有声音；老者的手指神经质地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