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里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火车站值班室第二次擦拭那本写着末班列车时刻表的账本时，他分明看见日历停在1985年3月15日，就像被冻住的苍蝇粘在琥珀里。温度计的水银柱早就缩回了球泡，只有灰白的蒸汽从锈迹斑斑的暖气管缝隙里渗出，在墙上结出冰晶的蕨类植物纹样。这纹样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不断生长、蔓延，像无数细小的白色手指在墙面上爬行，又像被冻僵的血管在墙皮下搏动。基里尔伸出冻得发紫的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冰晶的脉络，指尖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仿佛触到了某个死者的皮肤。
薇拉那丫头今天又没从医院回来。基里尔对着账本嘟囔，声音干涩得如同枯叶在风中摩擦。账本的纸张发出类似老人痰音的沙沙声作为回应，那声音竟带着一种诡异的节奏，像在模仿他说话的口型。他摸了摸兜里那张皱巴巴的《真理报》，上面用红笔圈着最后审判委员会通告：所有未经登记的最后一次均属非法。这通告五个月前就贴在镇公所门口，像一块腐肉贴在冻疮上，现在被某个聪明人用来包了黑面包，正好裹着基里尔明天的早餐。他能想象那黑面包的滋味——粗粝的麸皮混着油墨的苦涩，还有通告上二字的铅味。
医院的方向传来可疑的寂静。基里尔记得昨天这个时候，薇拉·基里尔洛夫娜应该正把第三瓶生理盐水挂进铁架，那些液体会滴成完美的椭圆形，像一排排被冻僵的乌鸦。但现在只有风卷着雪粒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间或夹杂着远处拖拉机站传来的、类似骨头折断的脆响。这声音让他想起1941年冬天，德军轰炸机掠过斯摩棱斯克上空时，那些被震碎的窗户发出的哀鸣。那时薇拉的母亲，他亲爱的柳芭，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躲在防空洞里，手指死死掐进掌心，为了不让自己因疼痛而尖叫。后来柳芭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像一片枯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薇拉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防空洞的角落里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基里尔推开医院的木门时，门楣上突然滴下一滴冰水，正好落在颈窝里。这不对劲——室内不该有液态水。更不对劲的是，薇拉常用来换药的铁托盘倒扣在地上，边缘结着淡粉色的冰，好像有人把草莓酱混进了碘酒。基里尔蹲下身，发现托盘底下压着张处方签，上面用紫墨水写着：薇拉·基里尔洛夫娜，最后一次领取阿司匹林，1985年3月14日17:42。那字迹他再熟悉不过，是薇拉的——圆润中带着一丝倔强的倾斜，就像她小时候学写字时，他握着她的小手一笔一划教出来的模样。他记得薇拉七岁那年发高烧，他抱着她跑遍整个镇子找医生，最后在一个老神父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退烧药。老神父用颤抖的手写下处方，薇拉就在旁边，睁着大眼睛，学着神父的样子在废纸上涂鸦。如今，这同样的字迹，却宣告着最后一次。
你在找那个护士？声音从背后传来时，基里尔正把手指伸进托盘底下摸索，试图触碰那张处方签的边缘。他转身看见个穿驼毛大衣的女人，大衣领子上别着枚奇怪的徽章——是枚正在融化的钟表，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像蜡油一样流淌下来，凝固成诡异的形状。她昨天登记了最后一次见面，女人咳嗽着说，吐出的白气在空中凝成冰碴，像一串微型的水晶吊灯，和外科医生娜杰日达的最后一次争吵，和救护车司机瓦西里的最后一次握手，还有...她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