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凑近，基里尔闻到她呼吸里有股甜腻的腐臭味，像放久了的甜菜根混着伏特加，和你喝最后一次伏特加的预约。
基里尔的心脏猛地一缩。他想起三天前，薇拉下班回来，围巾上还沾着医院的消毒水味。她坐在厨房那张瘸腿的木桌旁，用冻红的手指卷着烟，烟丝从指缝间漏出来。爸爸，她突然说，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等这个月结束，我们喝一杯？就像...就像以前那样？基里尔当时正忙着修理收音机，头也没抬：行啊，丫头，等你有空。他随口应着，心思全在那台罢工的明斯克-201收音机上，想着明天能不能从邻居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那儿借点零件。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的问题——薇拉是在预约最后一次。
你是什么人？基里尔声音嘶哑地问，手指不自觉地摸向胸口，那里贴身藏着薇拉出生时的胎发，用一条褪色的红丝带系着。
女人笑了笑，露出几颗发黑的牙齿：最后审判委员会的登记员，玛琳娜·彼得罗夫娜。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皮夹，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薇拉，穿着护士服，站在医院门口的雪地里，笑容像初升的太阳。你女儿很特别，玛琳娜的声音突然变得柔和，她登记了三十七次最后一次，比镇上任何人都多。最后一次...是昨天下午。
最后一次什么？基里尔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玛琳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小瓶伏特加——是薇拉最喜欢的斯大林格勒牌，标签上印着坦克和镰刀。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还有这个。她递过一张折叠的纸，是张普通的处方签，背面用紫墨水写着：亲爱的爸爸，当你看见这个，说明我的最后一次呼吸已经被合法征收。记得检查你火车站的钟表，昨天我偷偷把它调到了临界值...
基里尔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张纸。他想起昨天傍晚，薇拉来火车站接他下班，围巾在寒风中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她站在月台上，跺着脚取暖，呼出的白气在夕阳下闪闪发亮。爸爸，她说，你的钟表好像慢了。她踮起脚，用冻红的手指轻轻碰了碰火车站高悬的挂钟。基里尔当时正忙着清点行李，随口应道：慢就慢吧，反正列车时刻表也没人信了。现在想来，那不是的问题——薇拉是在把时间推向临界值。
什么是临界值？基里尔问，声音像被砂纸磨过。
玛琳娜耸耸肩，驼毛大衣发出窸窣的响声：最后一次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你女儿很聪明，她知道委员会的规则——所有最后一次必须精确到秒，不能有模糊地带。她收起照片和伏特加，转身要走，又停住，哦，对了。她最后登记的最后一次，是和你。就在她走进医院大门前。
基里尔回到火车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煤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中摇曳，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一个不断重复的噩梦。他爬上值班室的梯子，仔细检查那座挂钟——铜制的表盘已经氧化发黑，指针却异常光亮，像是被什么人反复擦拭过。他拿出螺丝刀，小心翼翼地卸下表盘。在机芯深处，他发现了一小片薇拉常用的紫墨水痕迹，还有一根极其纤细的银色发丝——是薇拉的，他认得那独特的浅金色。在发丝缠绕的齿轮上，刻着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爸爸，时间不是直线，是圆环。
他颤抖着把表盘装回去，指针重新开始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