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窗，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墙上，列宁的肖像用红丝带装饰着，下方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老照片；角落里摆着“列宁角”，陈列着少先队员手工制作的纸花和“向英雄学习”的决心书。尼娜·谢尔盖耶夫娜老师拍掉粉笔灰，她胸前的“光荣教师”勋章在阳光下反光。教室里弥漫着黑面包和冻鼻涕的味道——苏联孩子的日常。伊凡的书包已斜挎在肩，右脚悄悄抵住过道，准备在下课铃响的瞬间冲向雪地。前排的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辫子上系着褪色的红丝带（那是她祖母从卫国战争纪念品中翻出的），半起身时辫梢扫过课桌，像一面微弱的革命旗帜。窗外，白桦林在风中摇曳，枝头积雪簌簌落下，仿佛整个西伯利亚都在屏息等待自由的降临。
“老师！您忘记布置周末作业了！”
这声音像一把冰镐，狠狠凿碎了教室里即将沸腾的欢乐。伊凡不用回头，便知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他的同桌，那个永远把红领巾系成直角、每天清晨第一个到校擦黑板的“小布尔什维克”。此刻，阿纳托利的小手笔直举起，像西伯利亚冻土中倔强的白桦枝。他脸上泛着一种病态的潮红，眼睛亮得惊人，仿佛体内有盏小灯在燃烧。尼娜老师的表情从惊讶转为赞许：“哦，阿纳托利，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她转身写作业时，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刺耳的尖叫。教室里响起压抑的哀叹，像一群被围猎的野兔。娜杰日达瘫坐回椅子，红丝带垂落如断旗。而阿纳托利——这个社会主义的告密幼苗——正用目光扫视全班，嘴角噙着满足的弧度，仿佛已看到那些“思想落后分子”在历史车轮下粉身碎骨。
“某些同学需要向阿纳托利学习！”尼娜老师的声音陡然严厉，手指直指伊凡和他几个书包已背好的伙伴，“只想着玩，不想着进步！你们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者。有些人……”她的目光如冰锥刺来，“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像冻土里的蚯蚓！”
那一刻，伊凡感到一种比西伯利亚严寒更刺骨的冷意，从骨髓深处渗出。他看向阿纳托利，发现男孩脸上浮起奇异的满足——像偷吃蜂蜜的熊，嘴角沾着金色的残渣，眼中却无半分暖意。更荒诞的在周一：伊凡拖着因没写作业而被父亲用皮带抽肿的手掌走进校门，却见阿纳托利站在校门口，胸前别着崭新的“模范少先队员”徽章，在寒风中闪闪发亮。操场上，覆盖着积雪的列宁纪念碑旁，校长瓦诺·格奥尔基耶维奇（一位留着老式小胡子的格鲁吉亚人）正通过嘶嘶作响的扩音器演讲。劣质喇叭将他的声音撕成碎片：“在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苏维埃人的光辉形象！他不像某些……（电流杂音）……逃避学习任务！他时刻牢记党的教导……”
伊凡站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耳朵冻得失去知觉，却不敢抬手捂住——那会被视为“不尊敬”。他偷瞄前排的阿纳托利：男孩如旗杆般挺立，小眼睛半眯着，嘴角微扬，仿佛在享受某种隐秘的极乐。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每天上午十点的广播体操时间。当《体操运动员进行曲》通过校园喇叭响起时，其他孩子都像提线木偶般机械摆动。唯有阿纳托利，会突然进入癫狂状态：手臂挥舞如风车，踢腿时膝盖几乎撞下巴，跳跃离地之高让体育老师目瞪口呆。他的表情扭曲成狂喜与痛苦的混合体——双眼圆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