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寒风卷着碎雪，像无数冰针扎进德米特里的骨髓。他裹紧那件磨得发亮的旧军大衣——这是他在卫国战争中唯一剩下的纪念品，站在蓝桥边，凝视着漆黑如墨的河水。桥下，冰层断裂的咔嚓声时断时续，如同垂死者最后的喘息。雾中，他仿佛又看见了她：奥尔加·瓦西里耶娃，那个在1921年短暂照亮他生命的女人。人们总说，人与人之间，有过那么一瞬间就够了。可每当想起他们彼此袒露真心的那一刻，最后却沦为陌生人的结局，德米特里知道，这感觉将伴随他一生，直到坟墓。它像一根生锈的铁钉，深深楔进灵魂的缝隙，拔不出来，也腐烂不了。
德米特里不是个迷信的人。他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历史讲师，一个被战争和革命磨平了棱角的东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对苦难的忍耐——就像伏尔加河的冰层，再厚的积雪也压不垮它，只会让它更沉默。但此刻，这雾气却让他想起1921年那个同样浓雾弥漫的黄昏。那时，他还是个在喀山大教堂附近抄写文件的穷学生，刚从内战的泥潭里爬出来，身上还带着哥萨克马刀留下的旧伤。彼得堡（当时还叫彼得格勒）在饥饿和寒冷中颤抖，面包配给卡是比黄金更珍贵的玩意儿。可就在那个下午，命运像一只冰冷的手，将他推到了马利耶夫斯基桥上。
桥身被薄雾笼罩，石狮子的轮廓模糊如鬼魅。德米特里正低头数着口袋里仅剩的几枚硬币，盘算着能否换到半块黑麦面包。突然，一阵风掀开了雾幕，一个身影撞进他怀里。是她：奥尔加·瓦西里耶娃。她裹着一条褪色的紫貂皮披肩，脸色苍白得像冬宫广场上的雪，但眼睛亮得惊人，如同涅瓦河上初升的寒星。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印着“彼得格勒电力局”的字样——那是她赖以糊口的工作凭证。
“对不起，先生！”她的声音像碎冰撞击玻璃杯，清脆却带着颤抖。德米特里扶住她时，指尖触到她冰凉的手腕。就在那一刹那，雾气奇异地散开了一瞬。阳光刺破云层，照在她脸上。德米特里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你的眼睛……像喀山大教堂的圣像画，能照进人心底。”奥尔加愣住了，随即笑了。那笑容不是客套，而是某种深埋的泉眼突然涌出——她松开手，让那张纸飘落河面。“配给卡？让它去吧。我受够了用数字衡量灵魂的日子。”她指着桥下浑浊的河水，“看，德米特里·索科洛夫，这河多像我们的人生？浑浊、冰冷，可底下藏着光。我叫奥尔加，不是‘电力局的瓦西里耶娃’。”
那一瞬间，世界坍缩成桥上两平方米的石板地。德米特里忘了饥饿，忘了内战的硝烟，甚至忘了自己是谁。他听见自己说：“我恨这城市。它用饥饿和谎言把人切成碎片。”奥尔加没有安慰他，只是紧紧抓住他的手：“那就切得更碎些！碎到只剩真心。”她的指甲陷进他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痛。德米特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坦露——不是倾诉，而是灵魂赤裸的共振。他们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谈论东正教圣像中基督的悲悯，谈论在革命废墟里如何保存一粒麦种。雾又浓了，但德米特里觉得，他们像两根火柴在暴风雪中擦出了微光。奥尔加最后说：“记住这一刻，德米特里。人这一生，有过这么一瞬间就够了。”她转身离去，紫貂皮披肩在雾中一闪，如同熄灭的烛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