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第二天，德米特里发疯般找遍了马利耶夫斯基桥、喀山大教堂的台阶、甚至电力局的办公室。没人见过奥尔加·瓦西里耶娃。电力局的书记员叼着烟卷，用鼻孔看他：“瓦西里耶娃？上个月死在霍乱隔离所了，连裹尸布都没一块。”德米特里不信，跑去隔离所——那里只剩几间漏风的木屋，地上散落着发霉的草席。一个看守老头啐了口唾沫：“死人？多得像涅瓦河的冰碴子！名字？名字早被老鼠啃光了。”他追问细节，老头却突然警惕地压低声音：“小子，别问了。那女的……死得邪门。临死前一直喊‘桥’，手指抠进砖缝，血都流干了还在笑。”德米特里站在隔离所门口，寒风灌进喉咙。他想起奥尔加说“一瞬间就够了”，可这“够”字像毒刺扎进心脏——够什么？够他用余生咀嚼这无解的谜题？东斯拉夫人的价值观里，苦难是上帝的试炼，可此刻的荒诞却让他想撕碎这试炼。他回到桥上，河水呜咽如泣。奥尔加留下的，只有雾中一个虚幻的承诺，和他自己碎成齑粉的心。
二十六年过去，德米特里以为时间会磨钝这记忆。可1947年1月的这个夜晚，雾气又来了，带着奥尔加的气息。他转身离开蓝桥，走向自己在瓦西里岛上的小公寓。公寓在一座老式“ kounalka ”（集体宿舍）的顶层，走廊里堆满邻居的腌菜坛子和破家具，空气里弥漫着卷心菜和霉味。德米特里刚锁上门，油灯突然“噗”地灭了。黑暗中，他听见门把手转动的声音——缓慢、清晰，像钟表匠在调试齿轮。他僵在原地，冷汗浸透衬衫。门开了，没有风，没有脚步声。油灯却自己亮了，昏黄的光晕里，奥尔加站在门口。
她还是1921年的样子：褪色的紫貂皮披肩，苍白的脸，但眼睛更亮了，亮得发瘆。不同的是，她的身影半透明，雾气从她身体里流过，仿佛她只是雾的雕塑。她开口，声音像冰层下水流的呜咽：“德米特里，桥上的雾，又浓了。”德米特里想尖叫，喉咙却像被冻住。奥尔加飘进房间，手指拂过桌上的历史讲义——纸页无风自动，哗啦作响。“你还在教历史？”她轻笑，笑声里带着彼得保罗要塞地牢的回音，“可历史是什么？不过是活人给死人编的谎言。”她突然逼近，德米特里闻到一股腐土和融雪的气味。“你记得吗？你说过‘恨这城市’。现在呢？它用战争和饥荒又切碎了多少人？”德米特里踉跄后退，撞翻了椅子。奥尔加的身影开始扭曲，像劣质电影里的胶片：她的脸时而年轻如1921年，时而枯槁如隔离所的尸体，紫貂皮披肩化作裹尸布的碎片。“一瞬间就够了……可你忘不掉，对吗？”她低语，“因为那一瞬间，我们把灵魂撕开给对方看。现在，它卡在你骨头里，拔不出来了。”
鬼魂消失了，油灯却烧得更旺，把德米特里的影子投在墙上，扭曲如恶魔。他瘫坐在地，想起东斯拉夫人的古老谚语：“死人的眼睛看得最清楚。”奥尔加不是幻觉。第二天，他顶着黑眼圈冲进大学图书馆，翻找1921年的旧档案。灰尘呛得他咳嗽，管理员老头推了推眼镜：“索科洛夫同志，找死人记录？档案科在地下室，但……”他压低声音，“最近总丢纸。昨夜值班员说，看见个穿紫貂皮的女人在翻文件，一眨眼就没了。”德米特里的心沉下去。他摸到档案科——阴冷的地下室，霉味刺鼻。一排排铁柜像棺材，最末一个柜门虚掩着。他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