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罗斯拉夫尔城外的荒原上，冬夜的风如同东斯拉夫传说中被放逐的幽灵，裹挟着伏尔加河的寒气，撕扯着每一寸裸露的皮肤。风不是吹来的，是爬行的——它贴着冻僵的麦茬地匍匐前进，卷起细碎的雪粒，像无数银针扎进骨髓。风中没有声音，只有寂静的压迫：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低沉的嗡鸣，仿佛整个罗刹国在沉睡中做着噩梦。风中站了好久好久的人，不是不愿离开，而是耗尽了最后一丝期待，才肯松开攥紧的拳头。他们终于放过了自己，却不知这放手的瞬间，已坠入命运的齿轮。
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987年1月的一个暴风雪夜。地点是雅罗斯拉夫尔郊外一座废弃的苏联量子物理研究所——代号“星穹之眼”。它曾是冷战时期最机密的项目之一，旨在窥探平行宇宙的裂隙。如今，它只剩断壁残垣：铁门半塌，露出黑洞洞的入口；窗户碎成蛛网，风雪从缝隙钻入，在走廊里打着旋儿，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亡魂。研究所的混凝土墙壁上，还残留着褪色的标语：“科学照亮真理之路！”但真理早已冻僵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夜里。这里没有首都的喧嚣，只有罗刹国特有的、沉重的孤独——一种浸透东斯拉夫血脉的忍耐：我们相信，苦难是上帝赐予的圣餐，而放弃，是灵魂最后的救赎。
四个人被风雪驱赶至此。他们互不相识，却像被同一根命运之线牵引：伊万·彼得罗维奇，五十五岁的物理学家，曾主持“星穹之眼”项目，如今眼窝深陷，手指因长期握笔而弯曲如枯枝；阿纳斯塔西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三十八岁的画家，围巾下藏着未愈的冻疮，眼神却亮得惊人，像伏尔加河上最后的星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四十二岁的退役上尉，军大衣沾满泥雪，腰间空枪套随着呼吸起伏；奥尔加·伊万诺夫娜，五十岁的农妇，粗布裙摆结着冰碴，怀里紧抱一个空襁褓，仿佛里面还睡着她的孩子。他们挤在中央控制室，唯一的热源是角落里一盏摇曳的煤油灯。灯光把影子投在墙上，扭曲成怪诞的舞蹈——影子比真人更真实，因为真人已耗尽所有期待。
控制室中央，矗立着“量子塔罗”装置。它不像机器，更像一座祭坛：苏联工程师用粗粝的钢铁焊接出哥特式的框架，顶端悬浮着十二面棱镜，每面刻着斯拉夫古文字。棱镜间缠绕着裸露的铜线，噼啪作响，投射出幽蓝的光斑。光斑在墙上流动，拼凑出转瞬即逝的影像——某个宇宙的雪是血红色的，某个宇宙的树根朝天生长。装置旁，一台老式打字机自动敲击，吐出俄语句子：“人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 这不是故障，是命运的低语。东斯拉夫人常说，当雪落满肩头，神才会开口。此刻，风雪封死了所有退路，量子塔罗成了唯一的出口，也是唯一的陷阱。它要求每人献祭一段记忆：通过棱镜，窥视平行宇宙中“另一个自己”的结局。只有耗尽期待的人，才能触碰真相；而真相，是恐怖的源头。
伊万第一个走向祭坛。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抚上棱镜，动作轻柔如对待圣物。作为“星穹之眼”的缔造者，他曾坚信科学能缝合宇宙的裂痕。但1978年，实验失控，他的助手在量子风暴中化为齑粉。从此，他耗尽二十年期待，只为重启装置——不是为荣耀，是为东斯拉夫人的执念：责任未尽，不得安息。量子塔罗的光斑聚拢，墙上映出平行宇宙的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