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用强效去污粉刷洗楼梯，可第二天清晨，费奥多尔踏进档案馆时，鞋底依旧带着这抹洗不净的污迹，如同某种无法磨灭的胎记。伊万猛地将那份血写的报告塞进贴身内衣口袋，动作仓促带倒了旁边一摞1879年的户籍册。发脆如蝉翼的纸页哗啦散落一地，在烛光下铺开一片泛黄的废墟。伊万蹲下身去拾，目光却凝固了——每一张脆弱的纸页上，姓名栏都清晰地印着同一个名字：“安娜·彼得罗夫娜”。而死亡日期栏，墨迹层层覆盖，新旧交叠，像一道道丑陋的伤疤。最新的一笔墨迹未干，湿漉漉地映着烛光，墨色深褐，竟透出暗红，仿佛刚刚从活体上剜下的血肉。
“安娜·彼得罗夫娜……”伊万喃喃自语，指尖拂过那湿冷的墨迹，一股寒意直透骨髓。这名字他太熟悉了，隔壁独居的老妇人，每天清晨准时在窗台摆放一盆蔫蔫的天竺葵。
那晚，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在伊万家狭小的厨房里摇曳，将他伏案整理档案的身影放大在斑驳的墙面上，影子扭曲如鬼魅。敲门声响起，轻而执拗。门外站着邻居安娜·彼得罗夫娜。她颧骨高耸如刀削，眼窝深陷，面色是种不祥的蜡黄。她只伸出一只缠满肮脏绷带的手，绷带缝隙里，青紫色的指甲微微弯曲，泛着淤血的幽光。绷带下隐约透出金属的冷硬轮廓。她递来一个沉甸甸的信封，烫金的边线在昏暗楼道里刺眼地反光。“谦让节快到了，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她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枯叶在石板上摩擦，每一个字都带着艰难的气音，“轮值名单……今年，轮到历史教师家‘让梨’了。”她说话时，伊万敏锐地捕捉到她伸缩的舌头下，一颗冰冷坚硬的金属梨核状异物在齿间若隐若现，随着她吞咽的动作，发出微弱的、令人不适的“咔哒”轻响。他迟疑着接过那封沉甸甸的邀请函，指尖刚触到冰凉的烫金纹路，信封折痕处“噗”地一声轻响，二十七只干瘪僵硬、翅膀粘连的果蝇振翅飞出，嗡嗡盘旋，疯狂撞击着煤油灯的玻璃灯罩。它们细小的尸体粘附在滚烫的玻璃上，焦糊味弥漫开来，最终竟拼凑出三个歪歪扭扭、触目惊心的俄文单词——“受益者”。安娜·彼得罗夫娜喉头发出一声含混的咕哝，转身消失在楼道阴影里，只留下那焦糊味和灯罩上诡异的字迹，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伊万眼底。
谦让节前夜，死寂如铅块般压着格列奇哈镇。伊万躺在硬板床上，那二十七只焦尸拼出的“受益者”三字在黑暗中灼烧他的视网膜。一种黏稠的、带着铁锈味的不安驱使他悄然起身，套上外套，像一道幽灵滑入无月的寒夜。镇苏维埃礼堂的地下室入口像一张沉默的巨口。铁门虚掩着，一股浓烈得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新刷的石灰粉、陈年铁锈、烂水果的甜腻，还有一种……类似肉铺案板深处散发的、挥之不去的血腥。他循着持续不断的“滴答”声摸索，在角落一根粗大的铸铁通风管下停下。管口正缓缓渗出一种浓稠的、半透明的蜂蜜色液体，散发着甜得发齁、令人眩晕的怪香。伊万用随身带的搪瓷缸接住几滴，举到煤油灯下细看。灯光穿透浑浊的液体，他倒抽一口冷气，胃里一阵翻搅——缸底沉浮着几十颗米粒大小的、完整的人脑！每一颗都戴着一顶微型的、深蓝色的铁路职工帽，帽檐上黄铜星星的纹路在灯光下纤毫毕现。正是他父亲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那个七年前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名义下被一纸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