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的人群，只见地下室的铸铁通风总管被炸开一个大洞，粘稠的蜂蜜色液体混着焦黑的金属碎片喷溅一地。浑浊的液体中，几十顶微型铁路职工帽沉浮着，帽檐的黄铜星徽在火光中一闪一闪。一个沾满污垢的童鞋卡在扭曲的管道裂缝里，鞋带系着一个褪色的布条，上面用稚嫩笔迹写着：“给爸爸”。
混乱中，伊万瞥见馆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影。他正站在人群外围，崭新的列宁装纤尘不染，皮鞋底那抹暗红泥渍在烟尘中异常刺眼。他脸上没有任何惊惶，只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满足的平静。当伊万的目光与他面具般的脸相遇时，费奥多尔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形成一个无声的、梨核般扭曲的狞笑。他嘴唇无声开合，伊万却清晰地“听”到了那金属摩擦的声音：“循环不会中断，历史教师。痛苦需要容器，而你，是完美的容器。”
深夜，伊万无法入睡。他再次潜入档案馆，不是为了1932年的档案，而是疯狂翻找1879年的户籍册。烛光下，安娜·彼得罗夫娜的死亡日期栏，墨迹又新添了一笔！深褐近黑，与血书报告的字迹同源。他颤抖着翻到档案馆接收记录——1932年11月8日，接收人签名栏，赫然是年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记录旁潦草地批注：“处理完毕。材料特殊，需长期保存。甜味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伊万如遭雷击。他翻出昨夜自己用血写的纸页，那行“当心……”的字迹竟在烛光下微微蠕动，墨迹深处，祖母绿的微光闪烁，仿佛有生命。他冲到窗边，推开积尘的窗棂。月光下，梨树林寂静无声。但当他凝神细看，只见每一棵老梨树裸露的血肉树干上，都密密麻麻刻满了细小的名字——1932年饥荒档案里那些消失的孩子，七年前被调走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数学教师谢尔盖，还有……安娜·彼得罗夫娜。名字并非刻在树皮上，而是直接烙印在蠕动的血肉组织里，随着树干的搏动而微微起伏。树根在泥土下蜿蜒，如同活蛇，正将新生的、带着人脸的青灰色果实，一寸寸推向地表。那些熟睡的面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安详，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期待。
伊万跌跌撞撞跑回家。厨房桌上，放着一封新的烫金邀请函。没有署名，火漆印是一颗滴血的梨核。他颤抖着拆开，没有果蝇飞出，只有一张薄纸。上面是他自己熟悉的笔迹，却冰冷陌生，一字一句，如同判决：“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同志：鉴于您在维护格列奇哈镇精神传承中的卓越表现与深刻领悟，镇苏维埃一致决议，擢升您为‘圣梨室’首席记录员，专职整理‘谦让之甜’的珍贵史料。请于下月谦让节前夜，携1932年原始血书档案，至圣梨室报到。此乃无上荣光，望勿推辞——镇长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落款日期，是明天。
窗外，伏尔加河呜咽着流过。伊万走到院中，站在那株唯一属于他的、瘦小的梨树苗前。树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蹲下身，用手挖开树根旁的冻土。泥土冰冷坚硬。挖到深处，指尖触到一个硬物。他扒开泥土，是一颗小小的、青灰色的果实。果实表面，清晰地浮现出他自己年幼时的脸——圆润，带着对世界毫无保留的信任。果实冰凉，沉甸甸的，内里仿佛有东西在轻轻搏动。伊万将它紧紧攥在手心，棱角刺入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真实痛感。他抬头望向档案馆的方向，望向梨树林的方向，望向伏尔加河沉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