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沉甸甸地压在伏龙芝街17号公寓楼顶。伊戈尔·鲁缅采夫用冻得发僵的手指抹开结霜的窗玻璃，望向楼下空荡荡的院子。雪地上只有野狗刨食的爪痕，像几道溃烂的伤口。他五十三岁，脊背被乌拉尔机车厂四十年的铆钉锤砸得弯成一张旧弓，左耳在1987年一次锅炉爆炸后永远灌满了蜂鸣。此刻，蜂鸣声里渗进另一种声音——玄关处，门把手正在被转动。
钥匙齿咬进锁孔的声响清脆得刺耳。伊戈尔的手按在窗台积灰的玻璃罐上，里面腌着女儿玛琳娜去年夏天送来的白桦茸。罐壁冰凉，像他此刻沉下去的心。
门开了。寒气裹着两个身影涌进来，雪片在玄关暖黄的灯光下狂舞。玛琳娜甩掉湿透的毡靴，脸颊冻得发红，眼睛却亮得惊人。“爸爸！快看谁来了！”她身后站着个年轻男人，戴细框眼镜，羽绒服上印着“硅谷”的俄文字样。他拘谨地笑着，手里拎着印有苹果标志的纸袋：“您好，鲁缅采夫先生。我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玛琳娜的……男朋友。”
伊戈尔没动。玄关衣帽架上，一尊小小的圣尼古拉木雕圣像歪斜地挂在钩子上——那是他母亲临终前塞进他手里的，木头被岁月盘得油亮，圣徒低垂的眼睑仿佛正凝视着谢尔盖沾着雪泥的鞋尖。1972年分到这套两居室时，老邻居安娜·彼得罗夫娜曾用围裙擦着灶台对他说：“伊戈尔，记住，门框是圣像守着的界线。让谁跨进来，就等于把命根子递到人家手心里。”当时他笑老太太迷信，如今安娜坟头的雪，大概比他窗台的积雪更厚了。
“外面冷透了，谢尔盖冻坏了。”玛琳娜跺着脚，热气从她嘴里呵出白雾，“我们在叶卡捷琳堡工作，项目结束临时调回下塔吉尔处理点事……他无处可去，我总不能让他睡火车站吧？”
谢尔盖适时开口，声音带着讨好的轻快：“您放心，我睡沙发就行。只打扰一晚，明天一早就走。”他摘下眼镜擦拭雾气，镜片后的眼睛清澈坦诚，像西伯利亚初冻的湖面。
伊戈尔的目光掠过谢尔盖肩头，落在门框与门板之间那道细若游丝的缝隙上。黑暗从那里渗出来，比雪夜更深。他喉结动了动，终究侧开身子。圣尼古拉圣像在他转身时轻轻一晃，木雕圣徒低垂的嘴角似乎弯起了一个难以察觉的弧度。
“厨房在那边。”伊戈尔的声音干涩，“热水管坏了，只能用炉子烧水。”
谢尔盖睡在客厅长沙发上。伊戈尔在卧室门缝下塞了条厚毛巾，这是安娜·彼得罗夫娜教他的土法子——“邪祟从门缝钻进来，毛巾能堵住它们的嘴”。他躺在黑暗中，听着客厅里年轻人均匀的呼吸声，还有窗外呼啸的北风。蜂鸣声不知何时停了，寂静里，一种新的声音开始滋长。
*沙…沙…沙…*
像无数细小的爪子在木地板上刮擦。伊戈尔屏住呼吸。声音来自客厅，紧贴着沙发底下。他赤脚踩上冰冷的地面，门缝下塞着的毛巾纹丝不动。他轻轻拉开门——
客厅空无一人。谢尔盖裹着毯子睡得正沉。只有地板上，散落着几片湿漉漉的雪。它们并非从谢尔盖鞋上带进来的，而是凭空凝结在离地三寸的空中，簌簌落在深色木地板上，融化成几滩不祥的水渍，水渍边缘正缓慢地、如同活物般向沙发腿爬去。
伊戈尔猛地抬头。天花板角落的吊灯铁架